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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入蒙古的那些明朝人01明朝人入蒙古的例子並不少,很多明朝人或拖家帶口,或多人組隊,一起去往蒙古。胡宗憲在《題為陳愚見以裨邊務事疏》中說,蒙古人南下,動輒號稱十萬,其實其中大約一半是投降蒙古的明朝人:臣聞虜寇之入境也,鴟張烏合,動號十萬。然...
06/11/2024

逃入蒙古的那些明朝人

01
明朝人入蒙古的例子並不少,很多明朝人或拖家帶口,或多人組隊,一起去往蒙古。

胡宗憲在《題為陳愚見以裨邊務事疏》中說,蒙古人南下,動輒號稱十萬,其實其中大約一半是投降蒙古的明朝人:臣聞虜寇之入境也,鴟張烏合,動號十萬。然其間真為彼之種類,勁悍難當者,十之四五耳。余皆吾中國之赤子也。

這裡就奇怪了,為何這些明朝願意背井離鄉,拋妻棄子,與北方領國蒙古人為伍呢?其中的原因很多,總結為一點,就是活不下去了:

一、將官們的壓榨

嘉靖三十四年(1555),大同500余軍人因不滿總兵官韓承慶的壓榨,相約一起投虜,幸虧官員們苦苦相勸,才阻攔這次投敵行為。又有劉四、陳世賢、王麒等人因將軍李應祿御下甚嚴、侵吞軍士糧餉,幾人殺了李應祿,自知難逃一死,乾脆攜其家室130余人亡抵俺答。

二、沈重的負擔

萬曆二十六年(1598)十月,朝鮮右議政李恆福以陳奏使身份赴明,與蒙古使團同住在一個館,他驚奇地發現數十人的蒙古使團中,遼人佔到十分之八九,真正的蒙古人僅僅佔一兩成。而且其中很多遼人都是讀過書的,屬於知書達理之輩。李恆福對此十分詫異,便令通事(即翻譯)前去詢問這些人為何投靠蒙古,並問這些遼民是否想念家鄉?

得到的回答是:父母和妻兒,皆在中原,豈無思戀之心。但胡地風俗,無賦役、無盜賊,外戶不閉,朝出暮還,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而已。如果居在遼地,賦役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時候,兩地苦樂懸殊太大,我們目前還是苟活在胡地,不想逃歸。

三、頻繁的災害

災害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自然災害,二是敵人的劫掠。邊疆地區原本就生活困苦,如果遇上一些災害,生存都成問題,而即便收成好一些,又會有敵人不斷前來的劫掠,糧食被搶走。當走投無路之時,向北投降蒙古也就不奇怪了。從下面嘉靖時期大同地區的自然災害和外患統計表來看,災害幾乎是年年都有,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確實十分艱難。

▲表格來自摘自曹雪峰《嘉靖時期邊境地區的災害奏報》

四、兵變之後避禍

嘉靖即位之後,先後發生多次兵變:正德十六年(此時嘉靖已經繼位)的甘州兵變,嘉靖三年、十二年的兩次大同兵變,嘉靖十四年的廣寧、遼陽、撫順三地兵變。兵變失敗後,大量叛卒害怕被誅,逃往蒙古,尤其是嘉靖十二年的大同兵變,有數千名士卒逃往蒙古。以上都是主動逃亡蒙古的,還有一批是被動的,他們則是被蒙古擄掠而去的,這樣的例子就太多。
比如:成化八年(1472)六月,蒙古人攻掠平涼、鞏昌、臨洮等地,一個月時間里,劫4000余戶,殺死、擄走的人畜合計高達36.4萬。

嘉靖十三年(1534),吉囊由白泉口長驅入寇,殺掠過萬,北歸之時,輜重甚多。同年六月,俺答汗入寇,各州縣上報合計損失人畜約200萬。
這裡有一段材料,系嘉靖年間陝西三邊總督楊一清給朝廷的上疏,內容有點長,但閱讀起來並不困難,其詳細講了兩名明朝人被擄走然後回歸的情況:
嘉靖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據守備靈州指揮同知砂金,據迤東巡墩百戶郁恩呈稱……本月十七日午時,據古寺墩直日軍人韓聰,瞭見境外東北來二人,騎牽馬四匹,徑來邊下……
審據潘庫兒,供年一十八歲,系定邊營住人潘清男。狀供嘉靖二年八月內失記日期,同父前去鹽池馱鹽,忽遇敵人三十騎搶去,前往大西邊搶去,遇晚脫走,步行四晝夜,於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從響水堡沙河山墩走回。
一名閻通,供年二十四歲,系榆林城軍人閻隆弟。嘉靖元年失記月日,在歸德堡地名龍池灣忽遇敵人托克托博勒呼等搶去,在營住過三年有餘。舊年十二月間,跟隨小王子部下頭兒吉納台吉諳達阿布該部落。敵人不知多少,踏水過河,在套住牧。
今年六月內,有眾敵人要過河與烏梁海敵人仇殺,到黃河畔扎筏浮渡,淹了兩敵人,不知多少。其餘敵人因見水大害怕,不敢過去,復回在套住牧。有我們一營敵人頭兒蘇爾齊巴爾圖等,約有三千人,每人曬乾羊一個、酪彈一袋,收拾停當,等田禾熟了,要在平處地方搶。是通遇晚,見得眾敵人睡熟,脫走步行二晝夜,至七月二十三日從清水營清水川墩走回。
——楊一清:《關中奏議》卷 14《為套中走回男子供報敵情事》

從上面的材料可以得知,18歲的潘庫兒被蒙古擄走約兩年,24歲的閻通被擄走約三年,兩人步行逃回大明朝。從兩人的年齡來看,蒙古擄走的都是青壯年。

02
大量人口投降蒙古,對明朝肯定是極為不利的。
胡宗憲就曾說到這個問題:

或為之嚮導,或為之探聽。我中虛實情狀,山川險隘,虜俱備諳。用中國之人以攻中國,是虜中長策。近東奴亦然。是我不能以夷狄攻夷狄,而彼能用中國攻中國,事體倒置,一至於此。

蒙古人以這些投降的明朝人為嚮導,打聽明朝虛實,山川地形全部被其掌握。原本明朝的政策是以夷制夷,現在變成了蒙古人以明制明。
《王瓊邊防議》中記載了一段北逃明朝人與守邊明軍的對話,此人就是投降蒙古之後,成為明朝的哨探,為蒙古人做事:

一日早,賊虜五騎至興武營暗門墩下。
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牆里車牛晝夜不斷做甚麼?」
答曰:「總制調齊十萬人馬,攢運糧草勾用,要搜套打爾賬房。」
賊曰:「套內多達子有里,打不的。」又言:「我原是韋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為信。」
墩軍曰:「你是韋州人,何不投降?」
賊曰:「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
舉弓送牆上,墩軍接之,不換與弓,賊遂放馬北奔。

這段對話裡面,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三段信息:

一、蒙古人以北逃明人為哨探

二、這名北逃明人認為草原生活比內地某些地方生活更輕鬆

三、河套地區蒙古人眾多

03
為瞭解決這個問題,明朝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對於願意回歸的明朝人,一般被稱為「歸正人」或者「走回人」。

郭德綱我字系列的相聲,讓多少主流大師汗顏,荒誕搞笑成永恆經典整體上而言,明朝都是用豐厚的待遇來召回這些去往蒙古的明朝人。

景泰元年,朝廷發佈命令:
凡被虜人口有能自還者,軍免差役三年,民免繇役終身,官支全俸,各賞銀一兩,布二匹。
——《明英宗實錄》卷189,廢帝工附錄第7,景泰元年二月癸未

嘉靖二十年則規定:所帶牛馬夷器俱聽自用,仍給銀五兩或三兩為牛種費。予之曠地,優複數年。
——《明世宗實錄》卷253,嘉靖二十年九月壬子

為此,明朝在各城牆、隘口都竪起了招降旗幟,以接應前來歸順的「走回人」。這樣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宣大召回「走回人」1240名。
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宣大召回1800多人。
隆慶元年四月,遼東召回1050人。
而一些將領則另辟蹊徑來招募「走回人」。
梁震,陝西榆林衛人,襲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1528年)升延綏副總兵。嘉靖十五年(1536年)為大同總兵。
由於大同兵變導致很多叛卒逃入蒙古,梁震獨辟蹊徑,招募那些從蒙古逃回來的明朝人,作為自己的家丁。
那些北逃的明朝人,大都是在內地呆不下去了。但大漠的生活條件遠不及內地,夏秋尚且好一些,冬天和初春由於缺乏糧食,是最難熬的。而且,這些北逃的人未必能夠得到蒙古的真誠相待,所以很多人還是想回歸的。梁震正是恰當地利用了這一點,將他們招募回明,為己所用。
這是一個極為大膽的決定。
這些人常年在蒙古生活,精於騎射,多為亡命之徒,戰鬥力很強。他們無依無和明軍內部也不存在糾葛,梁震給他們衣食,給他們武器、馬匹,還為他們解決婚姻難題,所以他們死心塌地跟著梁震。
梁震用這些家丁,極大地震懾住了大同城內的悍卒。史書記載在:

震素知其態,命下率所親家丁三百輩馳至,申言約束,禁治私聚,一軍大驚。其家丁輩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眾眾耳。兒郎輩在此,無不一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眾。’鎮兵皆咋舌。

這批家丁,到梁震去世之時已經多達數千人。有了這支家丁部隊的壓制,大同局勢開始好轉;逃往蒙古的明朝人減少,同時也增加了對蒙古的作戰力量。可謂一舉三得。

04
走回人想要從草原逃回,風險極大。
首先要擺脫追擊,因為蒙古人善馬,追擊迅速。
楊一清曾在奏疏中記錄了走回人劉長生的敘述,劉長生於嘉靖四年(1525)走回,他說:「我想父母家鄉,與先年搶去莊浪人一個商量,黑地裡乘空騎,牽馬十八匹脫去。天明時,敵人十個趕來,把他兩個人同馬盡都捉著去了,我藏在深草里不曾尋見。」
被抓回去的人自然凶多吉少。

到了邊牆,見了明軍,同樣有風險。明朝的軍士、將領的戰功都是以割級為標準的,所以,很多走回人就被明朝邊軍所殺,以此冒功。

走回人回到明朝,是不是就能順利融入生活呢?那也不是,因為每一個走回人都會遭到官方的嚴格審核,以防止奸細等混入,而原來的親人也不一定接受他。
滕良,大同雲川衛人,嘉靖四十年(1561)被擄走,於萬曆四年(1576)七月內逃至明軍邊墩。守墩軍中有一人是其侄兒滕友學,但卻懼於法令,不敢收納,讓他令尋一邊牆空處,偷扒入關。後果然有人舉報滕友學將他叔叔收留,滕友學狠打五十大棍。滕良回鄉之後,鄉親害怕株連,遂又將滕良驅逐,不容他在莊居住。

您知道中國的首都是由韃靼人於 1268 年建造的嗎?這份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文件證明了這一點。而且只有韃靼人才能進入紫禁城,直到義和團運動發生之前,中國人才被允許進入。 archive.org/details/cia-re…
05/05/2024

您知道中國的首都是由韃靼人於 1268 年建造的嗎?

這份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文件證明了這一點。

而且只有韃靼人才能進入紫禁城,直到義和團運動發生之前,中國人才被允許進入。

archive.org/details/cia-re…

質量勝於體量 戰爭史上的奇跡17名女真騎兵擊潰2000人的宋朝邊防部隊在古往今來的戰爭史上,總有無數經典且讓人咋舌的以少勝多案例。除去指揮官的正確決策與雙方之間的技術代差,基層士兵的素質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1126年,一場女真與北宋之間...
05/05/2024

質量勝於體量 戰爭史上的奇跡
17名女真騎兵擊潰2000人的宋朝邊防部隊

在古往今來的戰爭史上,總有無數經典且讓人咋舌的以少勝多案例。除去指揮官的正確決策與雙方之間的技術代差,基層士兵的素質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1126年,一場女真與北宋之間的小規模衝突,就是質量勝於體量的極佳證明。雖然遭攻擊的金國驛卒僅有17個人,卻不可思議的擊垮了2000名宋朝邊防士兵。

早在1125年夏季,攻滅契丹不久的金國便以北宋背盟為由,傾全部力量發動南方攻勢。由於汴梁朝廷長期將目光局限在西北方的河套戰場,使得原為邊防重地的河北各城幾乎不堪一擊。以至於除山西的太原進行過頑強阻擊,黃河以北的其他大部分城鎮都望風披靡。軍隊花名冊上的幾十萬數字,也幾乎在戰爭爆發的那一刻就「自動清零」。

到了1126年初,金軍先鋒又不費吹灰之力的渡過黃河,兵鋒直指北宋都城汴梁。但過快的深入速度,反過來也給女真人自己製造出許多後續問題。此前的他們從未見過汴梁這類超級大都會,難免會在初次圍攻時表現的有些不知所措。加上北宋方面的殊死抵抗與精銳西軍的內調完成,迫使完顏家族在當年2月就同意進行和談。宋欽宗的朝廷立刻奉上太原、中山與河間三地,並以太宰張邦昌為人質,成功換取對方的撤兵北返。相關文書被迅速傳遞到幽州,經批復後再反呈給宋朝方面留存。於是就有17名騎手踏上南下之路,負責將最終版本送入汴梁。

然而,任何快馬的奔馳,都抵不過北宋當局的反悔速度。當17名金國的「快遞小哥」靠近河北境內的磁州,便遭到當地官員李侃率領的2000士兵攔截。在當時的河北,存在許多金人前次進軍時繞開的次要區域,成為那些來不及逃難的宋軍避難所。等到發現事態有所恢復,這些人又打著官方旗號高調冒出,「收復」那些在女真人撤兵時遭主動放棄的城市。儘管他們從未有過直面金國大軍的勇氣,卻對眼前的17名騎手毫不在意。

起初,身負重任的金兵還不想立刻動粗。主動表示兩國已經講和成功,現在自己是授女真太子所托,趕赴汴梁完成要務。但李侃卻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並繼續向對方發出挑釁。畢竟,2000人的隊伍不只有臨時徵召民兵,還包括了先前乏滯留黃河以北的地方廂軍與精銳禁軍。加上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對吃掉眼前的這一小撮蠻夷充滿信心。

事實上,從雙方能進行言語交流的便能看出,17名騎手並不完全來自女真本部。因為金國軍隊的每次南下,都會差遣投靠自己的燕雲漢兒充當前鋒。許多先前為遼國效力的漢軍,也更願意為女真領主效力。只是在不瞭解具體情況的宋人看來,這些言語上的無障礙溝通,也僅僅是在增加他們的厭惡感。於是,一場2000VS17的不對稱衝突便迅速爆發。

面對人數眾多的宋軍,女真方面擺出了經典的復合騎兵戰法。隊伍中地位最高的7名武士,構成作戰編隊的中路,並由余下10人平均分屬兩翼。這種約定俗成的套路,也正是在戰爭中讓宋人恐懼無比的鐵浮屠+拐子馬組合。只不過李侃麾下的這般部眾,由於各種原因而沒有目睹過此類情況,自然對即將面對的一切都茫然無措。因此,不但沒有提前佈置任何野戰工事,也繼續以弩兵居多的陣容迎接挑戰。

很快,10名金國拐子馬便向兩翼伸展,向扎堆的宋軍彎弓射箭。但對方人數實在太多,根本不忌憚這種隔靴搔癢式的打法。因為除有較強入伍標準的禁軍部隊,普通廂軍也大量裝備能進行遠射的弩機,乃至廣大民團也經常被要求訓練弓箭。直到身披重甲的7名女真重騎兵上前,終於在宋軍陣中引起騷動。極少有人敢於抵御,更多的則是不約而同的產生動搖,出於本能的向兩側後方退卻。但先前迂迴的拐子馬也又次折返,在兩側以高速釋放更多箭矢,壓迫宋軍不能無限向外移動。宋軍長期缺乏合格近戰力量的缺陷,在這類考驗下暴露的尤為明顯。經過反復幾輪的回旋式衝擊,人數稀少的金兵還是成功壓垮對方步兵的心理防線。多達2000人的隊伍一哄而散,並因恐懼而發生致命踩踏,唯恐跑太慢而被17名騎手追上。其結果就是半數人喪命,且大部分都不是由金人的武器造成。

縱觀有史以來的眾多戰爭記錄,以少勝多的案例絕不在少數。但能以2000之眾敗給區區17名敵軍,還是超出了大部分人對軍事領域的浪漫猜想。但歷史的殘酷性在此類事件中,總有不留情面的完整展現。

儘管中世紀騎兵對步兵的重大優勢,以及女真騎兵的裝備優良會被人不斷提及,但基層執行力的差異或許才是宋金戰爭結局的最終答案。大部分駐紮在邊防重地的北宋武裝,連屈居二流的幽燕漢兒部隊都不能戰勝,自然也很難贏過更為恐怖的女真主力。其背後所蘊藏的系統性思維鴻溝,已經不是更新武器或改良戰術就能磨平。

鮮卑人一開始就自願漢化了嗎?被隱藏的漢人鮮卑化歷史實際上當我們仔細研究鮮卑人的歷史便會發現並非如此,鮮卑人從一開始進入中國便是保持著原始的北亞遊牧文化。下面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鮮卑人所帶來的鮮卑化潮流,歷史對著看才能看明白一些疑問。首先總的來...
02/05/2024

鮮卑人一開始就自願漢化了嗎?被隱藏的漢人鮮卑化歷史

實際上當我們仔細研究鮮卑人的歷史便會發現並非如此,鮮卑人從一開始進入中國便是保持著原始的北亞遊牧文化。

下面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鮮卑人所帶來的鮮卑化潮流,歷史對著看才能看明白一些疑問。
首先總的來說北朝的鮮卑本位是非常重的,東魏—北齊的再鮮卑化就是歷史事實。

在元宏規定鮮卑人必須學習漢語之後,歷經爾朱榮的復辟和東西魏的分裂,鮮卑化和鮮卑語的強調使用則成為當時時代的大趨勢。

例如祖珽、孫搴等人皆因通宵鮮卑語而得重用。《顏氏家訓·教子篇》載:「齊朝有一士大夫…曰:我有一兒…教其鮮卑語…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教子篇二》亦載:「高齊出鮮卑種…朝野…多仿其語言習俗,以投天隙。」

二是輕中夏、鄙漢人。「鮮卑共輕華人」、「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是普遍現象。東魏天平三年(537),御史中尉劉貴(匈奴人)面對「治河役夫多溺死」的報告時說出了心裡話:「一錢漢,隨之死!」高洋建中宮時,鮮卑貴族反對立李祖娥為後,「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太子高殷因為與儒生交往密切,高洋評價他「得漢家性質,不似我。」高洋另外的兒子面對漢人更是直截了當:「無官職漢,何須禮。」

廢帝乾元年(560)年,婁太后(鮮卑人)斥責高殷:「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高殷低三下四的回復:「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貴為太后、皇后尚且要被鮮卑人折辱,何況普通漢人。
高緯在位時對漢人更加歧視。領軍大將軍韓鳳對漢人朝士大罵:「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
三是重用胡人。高歡「衛士皆用鮮卑」,對華人武力絕倫者「以備邊要」,絕不允許進入衛士行列。高緯在位時又把西域胡作為重要軍事力量,漢軍依然不是主流。

與此同時西魏—北周再鮮卑化也在同時進行中,
例如宇文朝廷恢復了恢復鮮卑舊姓。大統十五年(549)「…改姓者,並令復舊」,恭帝元年(554)宇文泰下令「九十九姓…皆復其舊。」北魏漢姓改革成果盡喪。也就是說元宏的所謂漢化改革成果基本是失敗告終的。

在鮮卑語和鮮卑服飾重新流行時,宇文邕也主講鮮卑語,在雲陽宮面對群臣時就用的是鮮卑語。問訓眾僧時「口號鮮卑」,整的一眾僧人根本聽不懂,無人接話。他還用鮮卑語撰寫了《鮮卑號令》。從宇文泰到大象元年(579)前,北周君臣大致均穿胡服。

因此像一些偶像劇中宇文邕是個漢服儒雅男子的人設其實是假的,歷史上也描寫宇文邕容貌較醜,所以他的真實形象可能是個批發結辮的蠻人形象。

三是對漢人權貴賜胡姓,《周書》記載30人被賜胡姓、25人被賜宇文姓。《北史》記載6人被賜胡姓,此外還有女性被賜胡姓的操作。宇文邕敕令修編的《皇室譜》中便有《賜姓》一篇。

這其中最出名的便有大野世民的調侃用語,當然這是後話,從這裡我們能瞭解鮮卑人入侵中原王朝佔領北方後並不是甘願歸化漢人的,這其中的血腥爭鬥並不亞於後世漢人與滿清、蒙元之間的衝突。

元宵節:竟然是源自古波斯的拜火教新年?!在歷史上,曾有許多西域的文化習俗,隨著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傳入東方。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外來習俗也逐漸融入東方文化中,成为東亞很多民族的民俗傳統。我們今日十分熟悉的中國的傳統節日——元宵節,實際上就是源自...
02/05/2024

元宵節:竟然是源自古波斯的拜火教新年?!

在歷史上,曾有許多西域的文化習俗,隨著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傳入東方。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外來習俗也逐漸融入東方文化中,成为東亞很多民族的民俗傳統。我們今日十分熟悉的中國的傳統節日——元宵節,實際上就是源自波斯的傳統新年。

時至今日,很多人已經習慣於在端午節時吃粽子、在中秋節時吃月餅,自然也會理所當然地將元宵視為元宵節的傳統食物。然而,「元宵」這一食物直到宋朝才出現,當時的宋朝人把它稱為「浮元子」或「糖元」。

在更早的隋唐時期,元宵節的主要娛樂活動,就是觀燈。隋煬帝就曾經在正月十五大開燈會,向各國使臣擺譜。一貫喜歡招攬外國使節顯擺的他,自然是不會放過這一當時亞洲內陸的國際性節日。而對於當時大部分普通人而言,這樣的盛會無疑是一個稀罕物。
唐睿宗時,讓胡僧婆陀主持「燃燈」,立起高達60米的大型燈輪。這次觀燈活動持續三天三夜,為使市民能攻縱情歡樂,長安城在舉辦燈會時也會取消日常的宵禁命令。最終,由胡僧主持的觀燈活動,在唐玄宗時定型為從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六的元宵燈會,這也是今日元宵燈會的起源。

唐代燈會中所用的燈輪,實際上也是西域進口產品。唐代詩人張說就在詩歌《踏歌詞》中寫下了如下詩句: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由於「燃燈」最初是一個佛教術語,不少人因此將元宵燈會解為佛教法會的演變產物。其實,「燃燈」同樣用來指代拜火教徒的以燈代火,其原意是拜火教們追求光明的宗教活動。

來自中亞的拜火教徒,習慣以點燃明火作為作為追求光明的祈福手段。拜火教東傳到中國時,就已出現用燈具或其他光源代替火焰的情形。位於河西走廊一帶的前涼,即有襖教徒以鏡子作光,代替明火的記錄。五代時期的敦煌文書則說:沿路作福,襖寺燃燈。

顧名思義,「祆寺」即拜火教之神廟。敦煌當地受「襖寺燃燈」影響,產生了每年元宵張燈慶祝的風俗。這一習慣也一直延續至清朝,當時的敦煌人依然有元宵節在火神廟張燈的記載。可見,元宵節的觀燈活動有一部分起源於中亞粟特人的宗教活動。唐朝人之所以用佛教術語「燃燈」稱呼這一活動,應受到了粟特人東遷後以佛教文化自我包裝的影響。

粟特人同樣將燈具應用於娛樂活動。莫高窟第220窟壁畫描寫了長安夜宴中的各類粟特舶來品。這幅圖中,粟特舞者在燈輪的照明下為賓客表演胡騰舞。唐代詩人對這類場面多有描寫,如李端的《胡騰兒》一詩中有「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王建的《宮詞》中也有「內宴初秋入二更,殿前燈火一天明」的詩句。可見觀燈習俗在唐都長安十分流行。

近年出土的一些粟特墓葬,如長安安伽墓,太原虞弘墓中,其宴飲、舞蹈場面也有燈具出現。我們已經知道,胡騰、胡旋、柘枝等舞蹈,都是粟特人帶來的異域舞蹈,而燈輪作為提供舞台燈光的必要物件,也逐漸從達官貴人們的專享步入尋常百姓家、成為普遍流行的時尚。

行文至此有人不禁要問:那些將觀燈風俗傳入中國的粟特人,在他們的故鄉中亞又是如何觀燈的呢?
在波斯傳統文化的新年,即諾魯孜節(novruz),同樣有觀燈之俗。諾魯孜節相傳是拜火教始祖阿胡拉馬自達欽定的節日,至今仍是波斯文化圈以及受其影響的突厥語民族中最重要的節日。

在長達十多天的諾魯孜節期間,波斯人除了踏青、擺七鮮桌(七種以波斯語S打頭的物品以求吉利)之外,也會點燃火焰或者點起燈具,延續他們數千年對火焰的崇拜。

波斯人對火焰的崇拜也影響了一些周邊民族。比如在古代屬於波斯文化圈的阿塞拜疆人就相信,在諾魯孜節當天點起的火焰和燈如果熄滅,接下來一整年都會不吉利。

諾魯孜節的重要前奏跳火節,也隨著粟特人的活動傳到了東方。跳火節因為在波斯歷最後一周的星期三,也被人稱作紅色星期三(Chaharshanbe Suri)。在跳火節當天,人們會首先點起篝火,隨後男女老少都會從篝火上跳過,以此作為驅邪逐厄,追求光明與幸福的象徵。

在中國,曾是粟特人重要據點的山西及周邊區域,跳火節至今仍有留存,當地人稱為「旺火」。作為粟特愛情故事《鶯鶯傳》舞台的晉南地區,旺火習俗和波斯跳火節幾乎完全一致。這無疑是對粟特人將諾魯孜節習俗傳入東方的一個有力旁證。

說到這裡,我們已經能夠理清粟特人和元宵觀燈間的關聯。元宵燈會實際上來源於波斯新年諾魯孜節的慶祝傳統,以及粟特人拜火教宗教活動在東方的變形。兩者合二為一,形成了名為佛教「燃燈」。這個活動的內里,則是粟特拜火教的觀燈活動。

隨著粟特人在絲路貿易中不斷進入中國,原有的宗教成色和異域風味逐漸褪去,最終演變成了今日的中國傳統節日元宵節。

普洱茶與蒙古人的歷史淵源      普洱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蒙元時期,據記載公元前2世紀時,人們在今天的雲南發現了野茶樹。其祖先是最早的茶農。最早種植茶葉的是濮人,濮人是諾蘇(彝)族分支,如今布朗族的先祖,濮人自古種植大葉滇青茶為主,其種植大...
22/11/2023

普洱茶與蒙古人的歷史淵源

普洱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蒙元時期,據記載公元前2世紀時,人們在今天的雲南發現了野茶樹。其祖先是最早的茶農。最早種植茶葉的是濮人,濮人是諾蘇(彝)族分支,如今布朗族的先祖,濮人自古種植大葉滇青茶為主,其種植大葉茶樹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自從七百多年前忽必烈的蒙古軍隊佔領了大理國全境後,大理國(今雲南)很多地名發生了變化,蒙古人將原南詔、大理的「步日部」改設普日長官司,屬於今普洱地區管轄。由於後來寫成漢字,就成了「普耳」(當時「耳」無三點水)。由此,普洱地名首次在雲南出現,從此濮人的滇青茶以其產地和顏色而被蒙古人稱為「普耳茶」,後經茶馬古道進入蒙古、西藏等各地。

其次,雲南滇青茶進入蒙古後,蒙古人以顏色稱滇青茶為「泊洱怯、孛兒沏」(意為灰褐色茶葉),因為蒙古人自古習慣把食品以其基本顏色分為白食、紅食、紫食、青食幾大類。白食,是指以奶為原料加工製作的各種奶食品;紅食,是指用牛羊肉加工製作的各種肉食品。紫食,是指用糧食制做的各種食品;青食,是指蔬菜瓜果類食品。所以,雲南的滇青茶按照顏色就成了蒙古人的孛兒沏(灰褐色的茶葉)。蒙元時期,經茶馬古道運輸而來的普洱茶自然成了蒙古人的最佳選擇,一路顛簸而碎的茶葉末製成磚茶更是成為蒙古奶茶的主要原料,蒙古人喜歡喝磚茶,特別是青磚茶和花磚茶,視磚茶為飲食之上品。

元朝丟失中國殖民地後,從蒙古獨立出來明朝統治者常以「禁市茶葉」威脅北元的蒙古統治者,或「以茶餌之」,迫使蒙古統治者屈服於明朝。在這種鬥爭中,茶葉竟成了統治者之間施加壓力軟化對方的籌碼。由此可見,茶葉對於蒙古人的重要性。
從古代濮人的滇青茶到元朝蒙古人的「孛兒茶」,再到明清時期的普洱茶,因為歷史朝代更替,名稱不斷變化,但是其茶葉本身的品質從未改變。

古代的南蒙古昭烏達一帶的人南下建立了商朝商朝-遊牧民族入主中國的建立的王朝,隨著考古發現越來越多,學者們逐漸認可了這樣的事實:生活在今天南蒙古赤峰一帶的一支遊牧民族---商部落,一路南下遷徙到今天的河北、河南一帶,後來商人的領袖成湯又聯合各...
20/11/2023

古代的南蒙古昭烏達一帶的人南下建立了商朝

商朝-遊牧民族入主中國的建立的王朝,隨著考古發現越來越多,學者們逐漸認可了這樣的事實:
生活在今天南蒙古赤峰一帶的一支遊牧民族---商部落,一路南下遷徙到今天的河北、河南一帶,後來商人的領袖成湯又聯合各部落滅掉夏朝,「商朝、商人、商業、商品」等開始成為现在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

商族部落的始祖叫契。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汝為司徒」…

大約距今4100多年前,「三皇五帝」之一帝嚳的妻子簡狄女士,吃了一隻黑鳥的蛋,結果懷孕了,生下了契。契長大後曾經輔佐大禹治水,立了功,被當時的最高統治者--舜,任命為相當於教育部長的司徒,是當時朝廷的「九官」之一。說明契在中国地區的部落聯盟中很有威望。
三皇五帝及其妻兒的傳說,往往摻雜了各種神話,因無實據,不可考證,後人只能以考古證據等進行綜合推斷。我們也是如此。

《世本·居篇》說:「契居亳,昭明居砥石」,契 住在父親帝嚳的勢力地盤-亳。

古人部落是經常移動的,所以因封號而命名的地名,也會隨著部落遷移而改變。包括「商」這個地名也是這樣,都叫商,但可能不是一個地方。
亳在哪裡?《左傳》記載周景王曾經說:「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至少說明亳,曾是東北的一個地方。契居亳,也就說明,契的勢力範圍可能在東北。

《荀子·成相篇》中說:「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
契被稱為玄王,(朱雀玄武,玄有北意) 他居住在東北,他的兒子昭明,居住在東北的「砥石」。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記載:「昔高辛氏遊牧於海濱,留少子滅越以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
啥意思?
就是被稱為「高辛氏」的帝嚳,曾經遊牧於海邊,留下小兒子滅了北方的其他部落,在紫蒙之野這個地方建城生活。
誰是這個兒子?大概率就是帝嚳的兒子契!如果是這樣的話,昭明在父親契死後,繼承了這個地方的統治權,非常自然。
如果是帝嚳的另一個兒子佔據著紫蒙之野,昭明前來投奔實力雄厚的親叔叔,也非常合理。
那麼紫蒙在哪裡呢?《讀史方輿紀要》記載:「紫蒙川在營州西北……秦漢之間,東胡邑於紫蒙川」。今天赤峰寧城縣的紫蒙湖,是遠近聞名的景區。

而昭明所居住的「砥石」,就是南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的百岔山。(1978年金景芳發表 《商文化起源於我國東北說》,明確指出砥石就是百岔山。)
砥石是遼河的發源地,《淮南子·》曰:「遼出砥石。」東漢學者高誘說:「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水經注》進一步描述:「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南流,入於海」。
4000多年前的赤峰屬於溫帶,氣候濕潤,河流眾多,動植物豐富,非常宜居。昭明和他的子孫們在百岔山一帶發展得很好。

現在被譽為「遠古文明畫廊」的克旗百岔山附近上百幅岩畫,畫著狩獵、放牧、舞蹈、動物、人物、天體星雲圖以及各種符號,充分反映了古時人們對自然、社會和宇宙的思考。
當時赤峰的紅山文化已經結束近1000年,但是文化傳承一直有延續性。商代玉器和紅山古玉的雕刻手法和藝術風格甚至一些圖案都有驚人的一致,說明瞭二者的必然聯繫。
昭明時代,正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開始,草原青銅文化剛剛誕生。青銅器的工藝水準完全不落後於中国,當地人口的密度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高峰。
據考古挖掘分析,發現8000年來赤峰地區聚落不斷發展,到了夏家店文化出現了大規模聚落的集中分布,遠遠超過了戰國和兩漢時期,與遼代差不多。赤峰當時的石城堡遺址也可以見證古代方國已經相當有規模了。
大連大學薛志強教授甚至說:"商朝的建立,應是夏家店上層文化所代表的先民南移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商文化與紅山諸文化有著驚人的一致性的原因。"
黑龍江文史專家乾志耿等人發表《商先起源於幽燕說》認為「只有在紅山文化中才能找到商先文化的基因、主幹和淵源」等。
商部落是满蒙地區的遊牧部落,證據之一就是滿蒙地區遊牧部落有男人梳辮子的習慣,例如契丹族、滿族、朝鮮族等等。商人也一樣,男人有梳辮子的習慣。
還有「玄鳥生商」的傳說和多個滿洲地區民族的傳說非常類似,似乎同源。

再例如考古挖掘的多個商人城址,都以東北方向為尊位,可以證明他們不忘自己祖地的初心。
商人是東北滿蒙的遊牧部落,最重要的證據就是通過基因檢測。商朝滅亡後,商王貴族遺民主要聚集在宋國、衛國等,宋國人DNA單倍群為C-F8989,包括商王族子姓的孔丘家族也都是C。
現代基因檢測,滿洲地區的東胡、肅慎及其衍生的遊牧民族,他們的基因單倍群都是C為主。而中國農耕部落的基因單倍群以O為主。所以這也證明瞭商人源自於滿蒙的遊牧部落,而非農耕部落。

根據《史記》等書的記載和殷墟卜辭可知,先商世系依次是: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振)、王恆--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天乙(成湯)。

昭明在南蒙古昭烏達(現赤峰)一帶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後,到他的兒子相土,又有了很大的成就。

據《竹書紀年》記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

在第五任夏王姒相做君王的第十五年,相土已學會馴養馬作為運載工具,優化了馬車。馴化野馬為家畜,並製作車輛用於運輸和戰爭,武力值暴增,貨運量大漲,實力極大加強。說明當時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商部落,畜牧業已相當發達,這為商人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並開始使用奴隸,奠定了基礎。

有了戰車和騎兵部隊,相土不斷擴大勢力範圍,甚至到了海邊。(今日赤峰市到大海也不過200多公里)

《詩經·商頌·長髮》中有句雲:「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意思是說相土乾得轟轟烈烈,四海諸侯都服他。據說相土及後代趁夏王朝中央混亂,借機把勢力擴大到了山東一帶。

此時的商部落,既佔領著滿蒙廣袤的草原遊牧區,又把勢力延至中原農耕區,為其後代經商崛起打下了基礎。

據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的考證,那時中國北方降水量相對較高,約為500mm,後來快速下降,氣候不斷變冷、變乾。食物減少,商人生活困難,不得不轉向南方溫暖的區域去謀生存。

據說商人有八次大的遷移活動。《尚書》記載:「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這非常符合遊牧民族「哪裡水草豐美就到哪裡放牧」的特點。頻繁遷移,也可能是與其他部落戰爭激烈、立足不穩的結果。
戰爭的殘酷不言而喻,比戰爭成本更低的財富獲得方式,是貿易。
令商部落知名度大增的是亥。他是契的六世孫,也是商部落的第七代領袖。
被後代尊稱為「王亥」的他「作服牛」,就是馴服了牛拉車、牛耕地。
畜牧業的發展,使商部落的東西有了過剩,於是王亥和大家就用牛車拉著貨物,趕著牛羊到別的部落去搞交易,其他部落的人就稱他們為「商人」,把用於交換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從事的職業叫「商業」,由此王亥走上神壇,數千年來被稱為「華商始祖」、「中華財神」。
為什麼中原其他部落都沒有形成商業活動?可能農耕部落生產的東西都一樣,你有我有大家有,同質化的東西不需要大量交換。
商部落能大搞貿易,因為他們擁有農耕部落沒有的貨物,草原上的畜力、肉食、皮張、奶製品等畜牧產品都是農耕部落所沒有的,同時他們農業弱,需要換到各種糧食,所以才會形成多方的貿易,獲得差價利潤,進而形成財富積累。

從滿蒙遊牧區向南方農耕區,有個中間地帶,就是今天位於京冀之間的易水流域,「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那個易水。商人交換商品的對象就是佔據易水的有易氏部落。把商品交給易人,不知道「交易」一詞是否由此得名?
一次王亥帶隊去和在今河北省易縣一帶的有易氏部落進行交易,該部落首領綿臣因故殺害了王亥,霸佔了牛羊等貨物。但是畢竟商部落實力不俗,王亥的兒子上甲微,繼承商族首領之位4年後,聯絡友軍一起進攻有易氏部落,殺了綿臣,佔領了有易氏部落的領地,為父報了仇。
這標誌著商王族的勢力範圍已經從東北抵達了河北地區。上甲微後來受到後代商王的格外祭祀,可能是因他勇於強兵並開疆拓土。

此後,商部落靠著「並舉農牧商、騎兵甲天下」等優勢,一直殺伐徵戰,進逼中原,到了第十四代商族君主成湯的時候,國力大盛,在伊尹等人的輔助下陸續滅掉中國的多個方國,「十一徵而無敵於天下」!
此時夏朝君主~夏桀殘暴無道,民不聊生,公元前1600年左右,成湯率戰車70乘,敢死隊6000人,聯合各方國軍隊,與夏桀大戰於鳴條,一口氣滅亡了夏朝。經過諸侯大會,成湯被推舉為天子,定都亳(今河南商丘內),國號為「商」,開創了東亞第一個有同期文字的赫赫王朝,發明瞭甲骨文,建立了奴隸制,立國五百多年,影響深遠。

遊牧民族在中國建立的王朝,還保持著遊牧的習慣。比如他們在全國到處開闢牧場,西到陝西,東到山東,北到遼寧,都有官方開闢的牧場。甚至把派出各地的管理官員都叫"牧",到了漢代曹操和劉備都當過"州牧",甚至到了宋代還有"牧"這個官職。

遊牧民族的皇帝不像農耕民族的皇帝那樣親自種田,商王表達自己不忘本的方式,是頻繁、大規模地打獵,把這種軍事化訓練和遊戲、鍛鍊融為一體。
商人創始的商業也大行其道,多種貨幣海貝的出土,證明商朝的國際貿易已經涉及南海和印度洋地區。
商朝建立後歷經王位「兄終弟及」進化為「父業子承」,期間五次遷都,最後盤庚遷都到殷,才穩固下來,商朝也因此被稱為「殷商」。盤庚中興和他的侄子武丁中興,都曾給王朝帶來新氣象,但是王朝建立了550年左右,還是不可避免地進入了衰亡。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發在姜子牙等人的輔佐下,帶領周部落主力與各諸侯聯軍五萬人,起兵討伐商紂王,最終一戰滅商,開始了歷時八百年的周王朝。
大部分商人,在商朝滅亡後,逐漸跟中國人融合為華夏農耕族。只有一少部分人逃回了故土。

大學者傅斯年先生說,「商之興也,自東北來;商之亡也,向東北去。」意思是商朝興起於滿蒙,最後商朝被周朝所滅後,商紂王的叔叔箕子帶領5000多人從中國逃回滿蒙老家,回到了南蒙古昭烏達(現赤峰)一帶。

周武王為了防止商朝的殘餘勢力捲土重來,特意把自己的同輩弟弟、中國的清官始祖~召公分封在燕國,也就是今北京地區,以阻擋箕子南下。
因生存空間受到進一步的擠壓,後來箕子率眾繼續北上,在朝鮮半島平壤一帶建立了政權,史稱「箕子王朝」,統治了朝鮮大約一千年左右。

綜上所述,商朝是滿蒙的遊牧民族南下建立的第二個中國王朝。先商統治中心曾經一度在南蒙古昭烏達(現赤峰)境內,當地的紅山文化的遺傳以及與其他文明融合,曾深度影響了後世的殷商文化。

另: 網上有爭議,說美洲印第安人,是商朝人的後裔。如果成立的話,是不是可以自豪地說,印第安人是南蒙古昭烏達人的後裔? 只是個玩笑罷了。
至少一兩萬年之前就有一批批人群,從滿洲地區,包括赤峰,過西伯利亞,經白令海峽,進入北美,進而演化成印第安人,變成說著100多種語言的不同族群土著。
早在紅山文化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印第安人。如果印第安人的文化跟殷商文化有相似性的話,並不排除商紂王東徵時的軍隊,因國家被推翻而不得不另謀出路,幸存者九死一生、漂流過海抵達美洲,局部地融合進土著文化中,甚至成為當地土著的一支部落,或有可能。若斷然以之為主流源頭,似為不妥。拋磚引玉,歡迎探討

前吐蕃時期多康藏區藏系部族文 | 葉拉太前吐蕃時期是指公元7世紀吐蕃帝國王朝未建立之前的雅隆贊普王朝時期,始於吐蕃第一代贊普聶赤贊普。這一時期的多康藏區藏系部族人群,從歷史書籍記載看,多為氐羌系統族群。這些部落和人群分散居住,分布在幾乎多康...
20/11/2023

前吐蕃時期多康藏區藏系部族

文 | 葉拉太

前吐蕃時期是指公元7世紀吐蕃帝國王朝未建立之前的雅隆贊普王朝時期,始於吐蕃第一代贊普聶赤贊普。這一時期的多康藏區藏系部族人群,從歷史書籍記載看,多為氐羌系統族群。這些部落和人群分散居住,分布在幾乎多康藏區的各個角落,互不統屬,各領其地。這些被稱為「外族」的部族與藏族先民有或多或少的族源關係,或多為藏系部族,跟藏族先民有種種親緣關係。

前吐蕃時期,指的是吐蕃王朝建立初期聶赤贊普時期至松贊乾布執政時期。①藏漢史書對這一時期多康藏區部族情況記載不詳,甚至有缺載情況。

前吐蕃時期的多康藏區藏系部族人群,從歷史書籍記載看,應多為各類羌人部落。見於史書的古羌人有先零、當煎、先零、燒當、封羊、勒姐、廣漢、武部、牢姐、勒姐、累姐、狐奴、虔人、沈氐、封養、燒河、當闐、全無、鄉姐、卑喃、罕、且凍、傳難、鳥吾、效攻、莫須、鞏唐、黑水、卑禾、塞外、保塞、河曲、西夜、蒲犁、阿鈎、可蘭、宕昌、鄧至、黨項、白狗、哥鄰、悉董、咄霸、保霸、白草、黑虎、羅打鼓、楊、草坡、青片、四鄰、臨塗、涉題、左封、紫祖、林台、向人、葛延、蠶陵、鐘存等百餘種羌支。這些部落和人群分散居住,分布在幾乎多康藏區的各個角落。

據漢文文獻記載,隋末唐初,多康藏區廣泛地分布著黨項、白蘭、女國、多彌、西山八國、吐谷渾、附國等部族,互不統屬,各領其地。這實際上是前吐蕃時期多康藏區先民的分布情況,由於缺乏文獻記載,我們無法知曉更早時期多康地區的族群分布情況,但作為多康藏區開拓者,這些部族至少能說明當時或更早時代的部落髮展情況。經筆者考察發現,這些被稱為「外族」的部族與藏族先民有或多或少的族源關係,或多為藏系部族,跟藏族先民有種種親緣關係。為了方便起見,下面將這些部族中較為重要的部分部族及所處位置作一述略。

▌一、黨項

《新唐書》記黨項曰:「黨項,漢西羌別種也,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黨項始強。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1]《新唐書》也有黨項的記載,說:「後吐蕃寢盛,拓跋畏偪,請內徙,始詔慶州置靜邊等州處之。地乃入吐蕃,其處者皆為吐蕃役屬,更號弭藥。」[2]從兩唐書記載內容看,黨項在古代漢人稱作羌人種,在青海境內與吐谷渾毗鄰而居,後融入吐蕃。

黨項羌人,藏史作「ldong」或「mi nyag」,古譯作弭藥,後建立西夏王國的那一部分,藏文史書則作「mi nyag gha」,蒙古族稱為唐兀惕、合申(《元秘史》)、唐古特(《蒙古源流》)。唐兀惕與唐古特似即「stong bod」或「ldong bod」,即「兌蕃」(上部之蕃)或「黨蕃」之譯音。

作為補充,這裡需簡單探討以下有關「羌」的問題。筆者曾經探討過「羌」字的藏語語音,猜測其為藏語「spyang」的音譯。[3]但現今對古藏語讀音進行分析可見,此論斷也缺乏說服力。因為在古代藏語,各藏文字符的拼寫時是分開讀的,上加字和基字以及下加字應分開讀出其音。從這個角度講,藏語「spyang」顯然不能成為「羌」的直接來源。據語言學角度分析,漢文史籍中「羌」應具有「部落」、「家族」、「氏族」、「部族」、「集團」之意,漢人把「羌」作為藏語「chang」的譯音記載下來,含有族別之意。[4]在古藏語,「cha」和「tsha」是可以替換用的,是相互通用的字母,在口語亦是如此。據早期文獻記載,在多康藏區尤其是安多地區,「cha」後面加一個後置字「ang」,就表示「家族」或「氏族」,一個氏族部落就能稱作一個「chang」或「tshang」。這一稱法一直沿用下來,後期一般稱作「tshang」,並作為藏族特有的基層組織形式之稱謂具有深層的文化內涵。

以古代藏人的社會,母系血親和骨系(父系)血親一方的稱謂是不同的,骨系血親相傳的繼嗣關係形成的氏族為「tshang」,一般家族或氏族都以「tshang」來稱呼,如「rong ba tshang」、「gro bo tshang」。另外在古代藏族社會,代表某個氏族部落首領的家族被稱作「dpon tshang」,意為「首領一家」,也反應了「tshang」的具體所指。從藏語語音演變的過程來看,藏語語音具有一種從繁到簡和濁音清華的一種發展趨向,還具有從不送氣聲母向送氣聲母發展的一個過程,這個也可從8世紀左右的古藏文文獻中充分能夠印證。由於這個語音演變的緣故,出現古藏語「chang」的語音與「羌」一致的情況,並演變為「tshang」的語音。

「黨項」,似為「ldong tshang」之音譯,「黨」為「ldong」,「項」為「tshang」。上面已探討安多董氏人中有「羌」的支系部族,四大種姓中也有個「羌」種姓,「羌」與「項」應為同音,是為藏語「tshang」音譯而來。同時,我們還能發現藏文文獻所見之「ldong tshang」與漢史中「黨項羌」分布區域大致相當。從漢文史籍中有關黨項的記載進行綜合分析可知,黨項在隋唐時期的活動範圍大致包括今青海東南部、甘肅西南部、四川西北部和西藏東北部的廣大區域。但需要注意的是,作為地名的「黨項」還很難確定其具體在什麼方位,因為黨項人活動區域較大,分布區域分散,內部往往各自為政,加上黨項人活動區域也並非他們單一的生活區域,「黨項」族人的居地有可能隨他們的遷徙而發生變化。

▌二、白蘭

漢文文獻所見之「白蘭」,最早出現在《華陽國志》中。[5]後來,《宋書·吐谷渾傳》載吐谷渾王吐延被昂城羌酋姜聰所刺,臨終囑咐部下速保白蘭。此後,白蘭便作為吐谷渾的巢穴屢屢出現。對「白蘭」的淵源、族屬、地望等內容的探討學界多有研究,②各自觀點也並不一致。

有人認為白蘭在今柴達木盆地布爾汗布達山一帶,其根據是有些記載明確說明白蘭在吐谷渾西南,而吐谷渾牙帳則設在青海湖畔,兩相參照,即得出此結論。[6]然而歷史上吐谷渾屬地有不斷伸縮的過程,其牙帳也設在不同的地點,光從某一時期吐谷渾牙帳的位置斷定其他方位是籠統的做法,不夠確信。李開珠經研究斷定白蘭地處阿壩一帶,並認同山口瑞鳳先生的結論,進一步論證白蘭是由郎氏部落組成,白蘭意為藩域的郎氏的觀點。[7]陳宗祥在《試論格薩爾與不弄(白蘭)部落的關係》一文中把「昨彌不弄羌、黨項交構二國」一句標點成「多彌、不弄、羌、黨項交構二國」,[8]指出「不弄」即「白蘭」,認為「不弄」或「白蘭」的藏文對應詞是《格薩爾王傳》中多次出現的「khrom」。③楊銘將《岱噶玉園會盟寺願文》中的藏文「vbrom khong」一詞比定為唐代漢文文獻中的「彌不弄羌」或「白蘭羌」的對音。認為「vbrom」可對「彌不弄」即「白蘭」,「khong」對「羌」,「vbrom」是一個專有名詞,而「khong」是一種表示族屬或地區的後綴。[9]

至於白蘭的地望,漢文文獻有諸多記載。如《釋迦方志·遺跡篇》第四載:「(青)海西南至吐谷渾衙帳。又西南至國界,名白蘭羌,北界至積魚城,西北至多彌國。又西南至蘇毗國,又西南至敢國。又南少東至吐蕃國。」[10]此記載較為清晰,從前後記載推斷,當在今青海西南部,今青海海南同德、果洛瑪多一帶恰巧在其地理位置上。《唐會要》也雲:「自中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11]與上述《釋迦方志》基本相同。由此可知,白蘭一地大致在今青海南部至四川西北部之間,初為古代藏(古羌人)系部落政權,後在吐蕃統一青藏原時被征服,完全融合於吐蕃。

筆者疑為「白蘭」與今日散居在藏區各地的「巴-里」(vbav li或vbav li)兩大部落有較大的歷史淵源關係。在藏文文獻,「巴」和「里」通常不分開使用,作為古代藏族較大的氏族部落名稱多次出現在藏文族譜文獻中。「巴-里」在語音上也與「白蘭」幾乎一致,今青海省同德在藏語仍然被稱作「巴」(vbav或vbal)。筆者的看法是,白蘭部在吐蕃王朝未建立時期主要集中在青南一帶駐牧,後分部遷徙到不同的地方,加上吐蕃時期本身就有本土部落軍政組織派往新的征服地的做法,白蘭各部也極有可能曾遠赴四川等地作戰,未歸留居的部眾逐漸形成今「巴塘」、「理塘」藏族。

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縣境內有許多以「巴」字命名的地名,如「巴塘」(vbav thang)、「巴勒哈灘」(vbav lag ga thang)、「巴基岡」(vbav dkyil sgang)、「巴多」(vbav mdo)、「巴麥」(vbav smad)、「巴溝」(vbav khug)、「巴水」(vbav chu)、「巴茫拉」(vbav mang ra)、「巴地十三座高山」(vbav yi mthon po bcu gsum)等,傳統意義上的「茫巴夏三地」(mang vbav bya gsum)地域概念就是指今同德、貴南等地藏族部落地區。「巴」是藏族遠古氏族「董氏人」一支系,「巴氏人」長期遊牧於同德、貴南及澤庫等部分地區,使此地逐漸得其族名而統稱「巴域」(vbav yul)。據《海南州地名文化釋義》,說「因自古以來,現今巴域這個地方,是與以綿羊為圖騰的古藏族穆氏和苳(董)氏部落相連的一個區域,後來羊的‘咩咩’叫聲,即漢文的音譯轉寫字‘巴’一詞成了該氏族之名,‘巴’這一地名即由此而來」。[12]此說也不無道理,綿羊之「咩咩」叫聲在藏文常寫為「vbav」或「vbal」字,與漢文「巴」字發音完全一致。

吐蕃時期古藏文文獻中,多次出現冠以「vbal」姓氏的人名,如赤德祖贊時期大論白·董咋布(vbal ldong tsab)、赤德松贊時期內大臣白·論卓麻(vbal blon vbro ma)、赤祖德贊時期白·論魯桑傑瑪(vbal blon klu bzang skyes rma)等。這些大臣家族大多與多麥地區有過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曾帶領軍隊舉家遷至多麥,長期駐紮在邊疆地區,屯田駐守,久而久之,這些大家族的姓氏「白」( vbav或vbal)逐漸變為具有特殊意義的地名,「巴-里」地名由此形成。

另據藏文文獻及有關傳說,白蘭也有可能為藏語「be ri」的音譯,即漢文文獻出現之「白利」。白利位於今青海西寧至貴德一帶的藏族古老部族,後一度興盛,並在吐蕃帝國王朝崩潰後分裂割據時期建立自己的政權。薩迦政權時期,薩班受邀前往涼州與闊端會晤時,曾在宗喀地區與白利王共商對策,並攜他一同會晤了闊端。[13]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白利王與公元17世紀出現之康區白利王不同,是為另一白利。

▌三、女國

有關女國的記載,最早見於《隋書·裴矩傳》,該書轉引《西域圖記》序曰:「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 …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14]《隋書》還有專門介紹女國的《女國傳》,載:
女國,在蔥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女百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發,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氂牛、駿馬、蜀馬。尤多鹽, 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黨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15]

《北史·女國傳》記載與《隋書》基本相同。《唐書》載:女國「東與吐蕃、黨項、茂州接,西屬三波河,北距於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百蠻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戶四萬,勝兵萬人。」[16]

據周偉洲先生研究,漢史中有關女國的記載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1)《隋書》及《大唐西域記》、《釋迦方志》、《北史》、《往五天竺傳》、《通典》等史書稱女國位於「蔥嶺之南」;(2)《舊唐書·女國傳》將女國不列入西域傳,而列入西南蠻傳,並記女國在吐蕃東,與西山八國相鄰,稱「東女國」;(3)《唐會要》、《冊府元龜》兩部史書同時分別記載西域之女國與西南蠻之東女國;(4)《新唐書·東女國傳》同時雜以兩女國為一傳記載。[17]從以上史書記載的內容看,不難發現漢族史家基本統一認為吐蕃帝國未建立之前卻有一「女國」者,但對其具體的表述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兩者看做同一政權,而有的則認為兩者為不同的概念。

對吐蕃前期東、西兩個女國的情況,因漢文史料記載本身頗多錯亂謬誤,致使女國問題長期眾說不一,糾葛不清,一直難以破解。這種對女國的不同觀點和看法加上史料對女國記載的容易混淆之內容,給人們正確認識兩個女國地理位置及社會面貌帶來極大麻煩和困惑,致使女國研究長期處於各執其是、眾說紛紜之迷茫狀態,對此中外學者討論也頗多。④

要弄清女國地望及族屬等情況,首先必須梳理清楚有關記載女國之史料文獻。石碩先生認為女國的記載存在兩個不同的史料系統,一個系統是《隋書》、《北史》,另一個系統為《大唐西域記》、《釋迦方志》和《往五天竺傳》等。[18]對兩類史料系統作分析可知,前者顯然是轉述記載,獲取材料方式較為間接和遙遠,出現誤載的可能性較大;而後者記載較為直接和可靠。兩個史料系統的主要差別是:《隋書》等記載女國王姓為「蘇毗」,《大唐西域記》等則沒有此類內容。以前有研究者依據《隋書》的記載認為女國為蘇毗,但據上述史料的梳理髮現,「王姓蘇毗」系為誤載,可能是將「蘇伐」誤寫為「蘇毗」所致,故女國即蘇毗的論點是不可取的。

目前史學界一般認為,關於吐蕃前期東女國情況,當以《舊唐書·東女國傳》的記載為可信,而《新唐書·東女國傳》及《隋書》等因「揉兩說而為一」,錯亂與謬誤甚多而不足憑信。

《唐會要》中同時記載了東、西兩個女國的情況。關於蔥嶺之南女國,其記載如下:
女國,在蔥嶺之西。以女為王。每居層樓,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其王若死,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俗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為吏,男子為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貴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為家長,猶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男子披發,以青綠塗面。婦人辮發而縈之。土宜六畜,多駿馬。

《唐會要》的這一記載後來被《舊唐書》作者抄襲,並誤把蔥嶺之南之女國情況移動和添加到了東女國上,未再記述蔥嶺之南女國,從而出現篡亂的情況。在隋末唐初,蔥嶺之南女國被普遍稱做「東女國。[19]而到唐德宗朝蘇冕所撰《唐會要》中始將「東女國」一名移用於川西高原女國。此轉換亦為記載川西高原女國事跡的《舊唐書·東女國傳》所承襲。因此,這裡要明確的是,女國與東女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地理單元或政權,女國在蔥嶺之南,於闐南,吐蕃西,其位置緊鄰婆羅吸摩補羅國(今尼泊爾)和大雪山(今喜馬拉雅山山脈)並處在喜馬拉雅山呈東西走向之地段,按現代地理劃分,當在西藏西部地區。

雖然從各類史書記載看此國地理位置較為明確,然又與藏漢史籍所雲「羊同」或「象雄」位置相重合。尤其《釋迦方志》曰:此女國「非印度攝,又即名大羊同國。」[20]當大羊同國為女國。王小甫、山口瑞鳳曾撰文同意《釋迦方志》所載之內容,認為東女國(即女國)、大羊同或楊同三者勘同。[21]然而據大多數漢文文獻記載來看,大羊同與女國視為兩國,至少在唐人眼裡此乃兩國也。

從漢文文獻分析,確有女國一地,地理位置也在西藏西部地區,但為什麼藏文文獻沒出現女國的記載?筆者認為可能是女國在當時吐蕃人被看做羊同的一部分,故未載於史冊。

有關川西北東女國的情況,《舊唐書·西南蠻傳·東女國》中曰:
東女國,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焉。俗以女為王。東與茂州、黨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及白狼夷。其境東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餘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為船以渡。戶四萬余眾,勝兵萬余人,散在山谷間。
從中可知東女國在川西高原,大致地望可推測在川滇藏交界處。文中「康延川」為今昌都,[22]「弱水」為瀾滄江,東女國在瀾滄江流域一帶以昌都為中心的區域。據日本藏學家山口瑞鳳和李敬洵研究,東女國即四川嘉絨藏區,嘉絨或嘉莫絨在藏語稱為「rgyal mo rong」,意為「女王谷」,也即是唐代嘉良夷所在地,位置大致在今大金川一帶。[23]

約在唐貞觀十二年(638年)前後,吐蕃贊普松贊乾布借唐朝不與之和親由,率大軍攻松州,松州與東女國處在同一區域內,東女國必定與吐蕃發生直接關係。由於史料貧乏,東女國具體於何時臣服吐蕃不得而知,但最遲也會是唐安史之亂後不久。

但遺憾的是,兩「女國」在藏文文獻幾乎找不到相應的記載,或可能與另一種稱謂出現在藏文文獻。要完全弄清女國的所有情況,只能等待發掘新的文獻資料。但能夠斷定的是,東女國位於後被稱為多康藏區的範圍內,而且與多康藏區先民有千絲萬縷的親緣關係,也為古代羌人一部,實為遠古藏族董氏人的一支。

▌四、附國

長期以來,「附國」的地望及族屬問題爭論不休,並引發了「附國是否為吐蕃」展開了熱烈的討論。⑤從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看,多數學者持附國並非為吐蕃,但仍然有主張附國為早期吐蕃別名觀點的人。⑥

有關附國的記載見於《隋書》、《北史》。《隋書》載: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子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仇,故壘石為礫而居,以避其患。… …國有二萬余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帥,重罪者死,輕刑罰牛。… …妻其群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 …死後時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 …土宜出小麥、青稞。… …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 …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亙數千里,接於黨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叱利摸徙,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黨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24]

《北史》曰: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子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 …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銅、多白雉。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亙數千里,接於黨項。[25]

兩部史書對「附國」的記載基本雷同,《北史》略晚於《隋書》,應是李延壽把《隋書》作為藍本抄引資料。李延壽於貞觀初年參與《隋書》編撰工作,抄引《隋書》中附國的相關記載在所難免。從記載內容看,兩部史書對附國的地理人文特徵做了簡要介紹外,對其具體地望及來龍去脈未作任何記載。

除了上述重要的兩部史書外,唐代《廣川畫跋》及《西域圖》也提及了「附國」。《廣川畫跋》記閻立本所畫《王會圖》時曰:「鴻臚導客,次序而列,凡囯之異,各依其方。東首三韓… …西首以吐蕃… …其南首以交趾… …而板楯、尾濮、西僰、附國、笮等次… …」[26]《王會圖》畫於唐貞觀年間,可見貞觀時仍然有附國。《西域圖》中也列有附國的有關情況。[27]但我們從新舊《唐書》無法找到附國的相應記載。

從各類文獻記載分析,附國的地域當在西南無疑,但具體未明確記載。有關記載「附國」與早期「吐蕃」的文獻進行梳理髮現,「附國」與「吐蕃」確不能等同起來,同時也與吐蕃相關。即:「附國」非雅隆悉補野「吐蕃」政權,但在族屬上屬於同源異流,都源自「蕃」。

目前學術界對附國的地理位置有下面幾種說法:任乃強認為附國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德格縣一帶;[28]湯開建認為附國在今青海東南部至四川西北部之地;[29]《辭書》「附國」條稱附國在四川西部和西藏昌都地區;[30]法國藏學家石泰安認為附國位置大致在打箭爐和玉樹之間的地方;[31]楊嘉銘認為附國的中心區域在今川西道孚一帶。[32]雖然具體看法不一,但綜合起來總體上傾向於認為附國位置大致在今川、青、藏交界處一帶。

要確定附國的地理位置,《隋書》及《北史》所載之「嘉良夷」是非常重要的參照地。對於嘉良夷的地望,學術界觀點基本一致,即認為在今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地區。漢史所載的「嘉良夷」應為藏文史書中出現的「rgyal rong」(嘉絨)地區,「嘉良」是藏語「rgyal rong」的音譯,雖然不能與今嘉絨地區完全等同起來,但大概位置應在其地。嘉良夷在大渡河上游流域,那麼附國東部疆界應到達大小金川之西的道孚一帶。「附國有水,闊百餘丈」應指甘孜一帶的雅礱江。

石碩認為「由道孚、爐霍、甘孜乃至延伸到德格及金沙江邊的東西向的平原河谷帶正應是附國的主要疆域」。[33]筆者基本同意此觀點。

「附國」之「附」為藏語「bod」的音譯,這一點學術界無大的爭議,既然「附」是「bod」的對音,「國」肯定系漢人追加之詞,應理解為「蕃之國家」或「蕃之地」。這樣一來問題又被複雜化了。藏文文獻對吐蕃王朝建立前後西藏境內的部落政權有較為清晰的記載,但對周邊地區尤其對川西北地區的記載相當模糊甚至沒有多少記載,6世紀以前藏區史地的記載中無法找到與「附國」有關的內容。按照藏文史書敘述,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藏區確實有大大小小的地方政權,互不統屬,也無多少往來關係,但明確記載了這些部落邦國均屬「蕃」,為「獼猴與岩羅剎女」之後裔。

「附國」具體族屬及地理位置史書缺載,不過從上述《隋書》及《北史》的記載來看與西藏本土諸小國同屬「蕃」是肯定的。有人說「附國」作為屬於吐蕃族群的部落政權,其漢文地名的對音藏文地名推測為「rtsang bod」(藏蕃)[34]和「rtsang chen」。[35]這顯然不夠成立,因「rtsang bod」和「rtsang chen」的地理位置基本能確定為西藏後藏地區,與「附國」在川西高原的說法相去甚遠。

據筆者推測,漢史中的「附國」與古藏文文獻或後期藏文史籍出現之「spu bo」似有關係。「spu bo」又作「spo bo」,是吐蕃第一代贊普聶赤贊普出生地。成書於13世紀的《弟吳宗教源流》載:「波沃之境,有一波人稱莫莫贊者,懷裡生有九小鬼,幼者稱瑪聶烏皮熱,其舌可蓋面之中央,手指間生蹼相連,凶狠至極,具大法力,因見過蠱,故曰逐之。波沃境具法力之苯教諸僧,舉儀送小鬼,逐往‘蕃’方,恰逢‘蕃’之尋請其王者。」[36]《雍布拉康目錄》也有相同的記載。此處波沃(spo bo)在西藏東南部,大致為今波密一帶,與川西北地區相距不遠。目前因資料匱乏,我們無法斷定聶赤贊普時期或較早時期該地是否有較大的部落政權存在,但很明顯波沃地方與雅隆「蕃六氂牛部」各自其政,互不統屬。公元6世紀初南日論贊父子進行統一青藏高原的兼並戰爭時,提到過與波沃相鄰的達布、工布等地,卻未載波沃的有關情況。據此筆者想,波沃地區很早以前就有較為鬆散的部落政權,所轄區域應較廣泛,包括今西藏東南部、四川西北部等地。

「附國」與「spu bo」音近,「附國」有可能是音譯自「spu bo」或「spo bo」。不過這當然是筆者一種大膽的推測,難以確斷,待進一步考證研究。

�▌五、多彌

有關「多彌」的地望及族屬問題學界已有論述,⑦基本認為在今青海長江上游通天河一帶,屬西羌人。《新唐書》載:「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南磨。濱犁牛河,土多黃金。」[37]可知「多彌」又稱「南磨」。 從漢文史籍看,「多彌」屬於「西羌」,說明與藏族先民有內在淵源關係,並較早為吐蕃所征服。據漢文文獻,早在唐以前就有「多彌」 的記載,如《隋書》卷八三《附國傳》記:「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叱利摸徙,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此處「當迷」為多彌之異譯。《新唐書》把多彌又作「昨彌」。[38]從《唐書》所雲「多彌」又稱「南磨」,這給探討多彌提供了有力的線索。

「nam」這一名稱出現於敦煌古藏文文書,不過,在古藏文文獻中,對「nam」的地望沒有確切的記載。對吐蕃時期藏漢文獻中有關「nam」的記述進行分析,「nam」應為漢文史書出現的之「南磨」,[39]並基本能推斷該地在今四川境內。漢文文獻又把「南磨」記為「喃國」、「南國」、「卑南」、「離湳」、「鉢南」、「南水國」、「多彌」等。

敦煌古藏文文獻發現了被稱作「南語」(nam yig)的非常古老的古藏文寫卷,其手寫方法及語法結構完全與藏文一致,除了部分詞語能夠辨認做適當解釋外,具體內容幾乎沒法翻譯。有人認為「南語」與「南磨」有非常密切的內在關係,將該文獻看做四川西部一帶遠古藏族一支部族的原始語言。[40]又據《新唐書》記載,多彌與蘇毗接壤,[41]蘇毗東段與南磨相鄰。敦煌藏文文獻《編年史》記702年大事時曰:「至虎年(702年)。夏,贊普駐於崩尺牟登。母后赤沒祿駐於羊卓之卷地。冬,贊普駐尺孜宮。多麥之冬季議事會由庫·莽布支拉松與論芒贊董谿於南磨之董忠木召開,制定治理蘇毗茹之大法令。」[42]此處「南磨之董忠木」地方召集多麥冬季議事會並制定治理蘇毗茹的大法令的內容,進一步說明瞭蘇毗與南磨相鄰的事實,可能此時已經把「南磨」一地划入蘇毗茹範圍內。「董忠木」為「南磨」的一個較小地方,據另一處敦煌藏文文獻記載,此地產堅韌刀劍,技術含量頗高。[43]

《智者喜宴》記載松贊乾布時期四外領邦時曰:「南巴(nam pa)德王,尼婆羅銅王,蘇毗鐵王,門娛樂王。他們收集賦稅上獻,因此他們亦隸屬於屬民之中。」[44]敦煌藏文苯教文書P.T.493號也出現「南巴董人」(nam pa ldong)的記載。上引《智者喜宴》和敦煌文書出現之「南」很有可能均指「南磨」,但由於無系統資料,無法一一考證。

新疆出土古藏文簡牘文獻出現「nam ru」的部落,很可能是吐蕃在征服西域時期從「南磨」地方派往新疆南部的部落軍事組織。

另外,有人將「多彌」與古藏文「多麥」(mdo smad)相提並論,對照藏漢史料發現,此說不夠成立。吐蕃時期的「多麥」大致與安多地理範圍相重疊,其中包括「多彌」。另外,「多麥」是大區域名稱,而「多彌」則是部族名。

從藏漢相關文獻記載綜合分析,「多彌」這一名稱往往與藏族遠古氏族「董」氏人聯繫在一起。如敦煌藏文文書出現「nam ldong」(南董);《冊府元龜》出現「吐蕃白蘭二品籠官董佔庭等二十一人來降。」[45]等。對此學界已有注意:周偉洲先生曾撰文認為「多彌」應是藏語「ldong mi」(意為「董氏人」)的音譯,[46]張雲也持同樣觀點,認為「多彌」是藏語「stong mi」或「ldong mi」的變體形式。[47]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因為「多彌」由藏族遠古六大氏族之一董氏人構成,古董氏人多散居在青藏高原東部地區,而此名又發源於古代羌語或藏語,與藏語「ldong mi」在譯音、所指區域均完全吻合。另外,「多彌」與藏語「mdo mi」在語音上非常相近,「mdo mi」意為「下部之人」。「多彌」地處吐蕃東部,按藏族的習慣把東部地區常被稱作「下部」或「下區」,從而筆者也認為「多彌」可能源於藏語「mdo mi」,是吐蕃人對東部董氏人居住區的一種別稱。這只是一種推測,有待進一步考證。

對於多彌的地理位置,《通典》雲:「其(吐蕃)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48]其中「彌多彌」系多彌,多彌在吐谷渾南、白蘭西、蘇毗東。《新唐書》曰南磨「濱犁牛河」,[49]「犁牛河」為今長江上游金沙江古名,如此說正確,那麼多彌或南磨處在犁牛河流域,地理位置應在今四川德格至白玉長江一段。

《釋迦方志》也載:
從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嶺,減四百至鄯州。又西減百里至鄯城鎮,古州地也。又西南減百里至故承風戌,是隨(隋)互市地也。又西減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週七百餘里。海西南至吐谷渾衙帳。又西南至國界,名白蘭羌,北界積魚城,西北至多彌國。又西南至蘇毗國,又西南至敢國。又南少東至吐蕃國… …。[50]

據此記載看,多彌國大致在白蘭之西,西南與蘇毗接,與上述《通典》記載基本一致。綜上所述,「多彌」即在今青海、四川、西藏交接地帶,地域範圍較小,在吐蕃為統一青藏高原之前一直以獨立自居,後於公元7世紀中葉被吐蕃歸入其版圖內,從而消失於史籍記載。

▌六、西山八國

據《舊唐書·東女國傳》,「西山八國」是:鄰哥國、白狗國、逋租國、南水國、弱水國、悉董國、清遠國、咄霸國。「西山八國」位於唐蕃交往之要衝,雙方在爭奪地盤的爭戰中多次交戰於此,且基本役屬於吐蕃。《舊唐書》載:西山八國「自中原多故,皆為吐蕃遂役屬。其部落,大者不過三二千戶,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絲絮,歲輸於吐蕃。」[51]西山八國分布的區域大致為:今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茂汶、理縣、黑水、汶川以西至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內崇山峻嶺中,[52]包括今青海省果洛州班瑪縣以東地區。

關於西山八國的族屬問題,學界歷來眾說紛紜。石泰安認為,從「西山八國」羌人的姓名「董」和「湯」分析,該地羌人系藏族遠古氏族「董」(ldong)和「東」(stong)兩族人。[53]李紹明說唐代「西山八國」均是古代羌人之後,不贊同石泰安之說。[54]郭聲波認為唐代中後期的「西山八國」由唐前期弱水西山六十八羈縻州部族所建,他們是古代羌人的後裔、現代嘉絨藏族的先民。[55]總括起來,目前學術界在「西山八國」的族屬問題上持兩種觀點,即:藏族遠古族系說和古代羌人後裔說。

從上述觀點不難發現,一種把青藏高原東部地區之「羌人」看做古代藏族族系內部的氏族來理解,而另一種則不同意古代羌人與藏族遠古氏族間有內在淵源關係。漢史所載的「羌」與藏文史書出現的「tshang」的關係前面已論述,已經論證了「戎羌人」是屬於與藏族族源相同的族群的觀點。

所以,筆者認為「西山八國」之羌人與藏族遠古「董」(ldong)氏人有內在之淵源關係,「西山八國」族源應與藏族同源。

(1)鄰哥國
鄰哥國地理位置與今嘉絨基本相當,《隨書》稱其為「嘉良夷」,今四川省阿壩州境內金川縣、小金縣、馬爾康縣、理縣、黑水縣、汶川縣部分地區及甘孜州、雅安地區、涼山州等地為嘉絨地區。史書記載之「哥鄰人」、「戈基人」為鄰哥國土著先民,吐蕃時期「鄰哥國」當在馬爾康南部為中心的區域。

(2)白狗國
今人研究者大多認為隋唐時期的白狗國位於今理縣境內,主要依據是《元和志》所載之「茂州通化縣近白狗生羌」的內容。因通化縣為今理縣通化區,據此判斷白狗國在理縣。事實為:唐貞觀元年,羈縻維州白狗羌大部分西走,余部居留在理縣境內原處,後改為斧州。「西山八國」中的白狗國不是指留居原處的白狗羌,而是指西走吐蕃境內的白狗羌,所以,白狗國不可能在理縣境內,而應該在今馬爾康北部地區。

(3)逋租國
逋租國在今阿壩小金縣境內。據《舊唐書》載,唐朝在貞九元年封授逋租國王弟鄧吉知為「試太府少卿兼丹州長史」,[56]「丹州」為「冉州」,在今阿壩州茂縣境內,距縣城不遠。[57]又據《舊唐書》,801年唐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兵分九路進擊吐蕃,其中一路進攻「逋租」、「偏松」等城。[58]「逋租城」為逋租人居住之城,位於今阿壩州小金縣沃日河一帶,[59]此時「逋租國」也應在阿壩小金縣境內。

(4)南水國
《舊唐書》載:「貞元九年七月,… …南水國王姪薛尚悉曩… …率其種落詣劍南西川內府」,授予「薛尚悉曩試少府少監霸州長史」。[60]《舊唐書》曰:「天寶元年,因招撫生羌置靜戎郡。乾元元年,改為霸州也。」[61]今有學者認為,「南水國」之「南水」即今「黑水」,霸州地理位置在今黑水縣及茂縣西北之赤不蘇一帶。[62]楊銘先生認為「南水國」乃以「那鄂羌「置,位置當在今青海果洛州班瑪縣境內。[63]筆者基本認同後者觀點。

(5)弱水國
《舊唐書》雲:「東女國,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焉。俗以女為王。東與茂州、黨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及白狼夷。其境東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餘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為船以渡。戶四萬余眾,勝兵萬余人,散在山谷間。」[64]認為弱水屬於西羌人,由弱水之地而得名。

弱水即藏文文獻出現之「rdza rgyal」(咋傑)。藏語「rdza rgyal」一名在藏文史料記載不少,如《安多政教史》記載:「據稱,多康地區曾有十八個董氏後裔… …在某一時段,董·白欽覺的族系中問世一位名叫韋秀普瓦塔的人,他的綽號叫董·米朗固古然根… …董·米朗及其兒子格勒… …來到瑪茹戎地方。時至格勒之子格孜、格彭、格傑、苯德覺時期,按米朗的臨終遺言,格孜等由一位苯教徒引見,來到帕德咋傑(rdza rgyal)的近前,為他們求得姓氏。」[65]此處「咋傑」意謂「咋之國王」,「帕德」應系國王或這一邦國的尊稱。從該記載看出,「咋傑」當在多康地區董氏人生活區域,大致在今瀾滄江與金沙江間為中心的康巴藏區。

《格薩爾王傳·仙界遣使》講道:「多康六岡地方,有上嶺色巴八部,中嶺吾布六部,下嶺穆羌四部… …在中嶺與穆瓦(筆者按:即下嶺)交界處… …他的祖氏為董氏族,父族為瑪桑聶部落。在嶺國的上、中、下三大部落中,穆瓦部落咋傑王多吉彭秋有三個女兒,其中幼女姜姆生有三子。」[66]雖為史詩材料,但巧合的是,其中所記咋傑國地理位置與上述《安多政教史》記載基本一致。

「咋傑」似乎與瀾滄江有較大關係。瀾滄江在藏語稱作「zla chu」(達曲),藏語「zla」在古藏語音變成「gzav」或「rdza」,讀音為「咋」,今西藏芒康、察雅、貢覺一帶與青海華隆藏區仍然將「zla」讀作「rdza」,瀾滄江在古時也稱作「rdza chu」(咋曲)。如瀾滄江與咋傑國確有關係,那麼咋傑國之「咋傑」一名應該由瀾滄江而來,「咋」為「咋曲」,「傑」是國王的意思,全稱應為「咋曲一帶的國王」,簡稱「咋傑」。瀾滄江中游藏族地區,大致為今西藏昌都地區昌都、察雅、貢覺、芒康及雲南迪慶州德欽、維西等地,這些地區與傳統上下嶺穆瓦部落和咋傑國地理位置重合,就即是說,咋傑國位置在瀾滄江流域。

在漢文古籍中,「弱水」為一河流名,該河流一帶所建之政權被稱為「弱水國」。有關「弱水」的位置,如《山海經》曰:「弱水,青水出西南隅」,[67]指出這條河流發源於青水並流經西南地區。《隨書》、新舊《唐書》、《冊府元龜》等隋唐時期史料也均記有「弱水」一詞。《隨書》記載,開皇十四年(595年),「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載,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千碉、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息平。」[68]《舊唐書》雲:貞元九年(793年)「秋七月庚子,劍南西山羌女國王湯立志、哥鄰王董臥庭、白溝王羅陀忽、弱水王董避和… …等六國君王,自來朝貢。六國初附吐蕃,韋皋出西山討吐蕃,故六蠻內附,各授官鐵遣之。」[69]《冊府元龜》曰:貞元九年七月(793年)「劍南西山女、哥鄰、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六國棄吐蕃來歸,悉董國等亦歸化。」[70]從上述記載看出,「弱水」雖為一條河流,但到後來指此河流一帶的部落或邦國,方位也大致在劍南西山範圍,是劍南西山諸羌之一。《舊唐書》還載弱水國起初為東女國一部落,從東女分離後獨立為王,形成弱水國。[71]

「弱水國」因居住於弱水流域而得名,弱水在東女國中「南流」。[72]東女國位於川西高原,大致地望可推測在川滇藏交界處。國內大多數藏學家均認為「弱水」即瀾滄江,弱水國也在察雅、芒康一帶。
比對藏漢史料文獻還發現,漢文史料所稱之弱水國王姓「董」與藏文史料所曰「咋傑」國王族姓「董」也不謀而合,由此筆者認為,弱水國「董」氏王族與與藏族遠古董氏人有內在之淵源關係,弱水國族源應與藏族同源。

另外,《史記》等記載,我國古代西南地區有個叫「笮」的部族,或曰「笮都夷」。[73]「笮」很有可能是「咋傑」之「咋」相通。今甘孜、新龍一帶部分藏族被稱為「咋巴」(rdza pa,義為制陶人),怒江、麗江一帶的藏族稱附近僳僳族也為「咋巴」,他們也是以製造精美的陶器而聞名。這些歷史記載和遺留下來的歷史痕跡告訴我們,藏文史書中的「rdza rgyal」與漢文史料中的「弱水」、「笮」及今「咋巴」等有很密切的關係。

綜上所述,漢文史料中的「弱水國」與藏文文獻中的「rdza rgyal」是同一地方的不同民族語言稱呼,其具體地理位置在瀾滄江中游東岸,即今昌都東南面的察雅、芒康、貢覺一帶,包括雲南德欽及維西等地的部分地區。

(6)悉董國
「悉董」可能為藏語「stong」的音譯,是因藏系「stong」氏人居住此地而得其名。在古藏語,上加字「sa」和基字「ta」在拼讀時分開發音,故在漢文史料出現「悉董」。《舊唐書》雲:「悉董國,在弱水之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74]據此可知,悉董國在弱水之西,即察雅、芒康之西西藏東部一帶。據李紹明考證,悉董國在今藏東怒江及其支流鄂宜河一帶,悉董國與原弱水羌西北的渠步羌位置大致相合。[75]據此推斷,悉董國位於四川壤塘縣北部地區。

(7)清遠國
據郭聲波先生考證,清遠國在安戎城西北,認為清遠國都城清遠城在今阿壩州阿壩縣境內(阿壩縣中西部),由「米桑羌」發展而來。[76]「米桑」可能與「ma sang」有關,瑪桑氏人在多康藏區分布廣泛,此處「米桑」也似為瑪桑氏人一支。

(8)咄霸國
郭聲波先生認為咄霸國在安戎城正北,說咄霸國都城咄霸城在今阿壩州紅原縣境內,由「春桑羌」發展演變而來。[77]咄霸國應在今四川阿壩州紅原縣南部及阿壩縣東南部地區。
曾有人將敦煌藏文文書中出現之「byang ka rnam brgyad」譯為「北方八南國」,並進一步比定為「西山八國」。[78]筆者覺得此觀點還需發掘更多資料支持,因為這只是據其藏文「rnam brgyad」而得出的判斷,迄今為止還缺乏其他可資佐證的證據。在藏語,「byang ka」一詞在地名一般只作北方的方位詞而不作南方方位詞,「西山八國」在吐蕃本土東南方,不在北方或北部疆域內。


▌七、吐谷渾

吐谷渾在古代藏語作「va zha」,後期藏文文獻又稱「thu lu han」。吐谷渾自稱為「阿柴」,《北史·吐谷渾傳》曰:「西北諸雜種,謂之阿柴虔」,藏語「va zha」與「阿柴」語音完全一致,可見藏族先民早就把吐谷渾稱作「va zha」,且直接來自於吐谷渾對自己部族的自稱。藏文史料對吐谷渾的記載頗多,並一直把吐谷渾作為古代藏族塞氏人支系(se va zha)來進行描述。

據藏文史書記載,吐谷渾與前吐蕃時期雅隆悉補野曾發生過聯繫。6世紀中葉,吐谷渾的醫生曾治好吐蕃松贊乾布祖父達日年塞贊普所患的生盲眼疾。[79]吐谷渾滅亡之後,編入吐蕃成為一藩屬國,[80]其中吐谷渾皇室與吐蕃贊普皇室還有聯姻關係,[81]吐谷渾貴族階層成為吐蕃政權決策人物。

據漢文史料記載,吐谷渾原為鮮卑慕容部一支,西晉末(公元4世紀初),在其首領吐谷渾的率領下西遷至今甘肅、青海間。《新唐書》記載吐谷渾曰: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肉糧。其官有長史、司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為之。俗識文字,其王椎髻黑冒,妻錦袍織裙,金花飾首。男子服長裙繒冒,或冠驩瀍。婦人辮發縈後,綴珠貝。婚禮,富家厚納聘,貧者竊妻去。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喪有服,葬已即除。民無常稅,用不足,乃斂富室商人,足而止。凡殺人若盜馬者死,它罪贖以物。地多寒,宜麥、菽、粟、蕪菁,出小馬、犛牛、銅、鐵、丹砂。有青海者,週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於海,生驄駒,日步千里,故世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82]

甘松在今臨潭以東、迭山以北、枹罕以南,洮水為今甘肅甘南碌曲河(klu chu),白蘭之北即是青海。由此可見,吐谷渾居地大致在以青海東北部為中心的區域,西抵鄯善,東至甘肅甘南。


▌八、白狼

在漢代,金沙江中游地區的巴塘屬白狼國。白狼,又稱「西戎白狼國」,其屬地包括今天四川雅礱江以西的白玉縣等地區,與雅礱江東邊的氂牛國相鄰。據《後漢書》,白狼國曾是一個興盛繁榮的國度,到東漢明帝時,「白狼……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83]

據文獻記載,「白狼」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早見於漢書,起源於多康果洛地區(今青海省果洛州境內),大約在東漢時「白狼」向南遷移,直到巴塘縣一帶。關於白狼族起源還有一種說法,即認為白狼族起源於古老的獫狁族(即犬戎)。白狼族以白狼為民族圖騰,獫狁族也自稱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並且是以白犬為圖騰的西北最古老的遊牧民族,屬於西羌族。白狼族和獫狁擁有相同的民族的圖騰,活動範圍也和獫狁族保持著一致性,並且東漢白狼國出現的雅礱江的地區正是獫狁族一支南遷後的重要棲息地,時間的延續性、地域範圍和民族圖騰的一致性可見白狼國的出現並不是歷史的偶然,白狼國和白狼族的興起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


雖然上述白利與白狼在漢文文獻記載有異,但從氐羌系統族群的語言及氏族遷徙經過來看,極有可能為同一部族在不同區域的兩種稱謂,而這種稱謂在古代氐羌人群語言中應該是一致的。這也值得我們去思考和研究。

無論怎麼講,白狼與多康地區古代羌人間確有存在源流關係,白狼自然也源自古羌人,與藏族先祖有一定的親緣關係是肯定的。


▌九、蘇毗

「sum pa」系漢文文獻所載之「蘇毗」。目前多數研究者認為「sum pa為「zing po」(森波)之異名,用「森波」的史料印證「sum pa」的歷史。其實,仔細分析古藏文文獻,兩者有天壤之別。兩者間的區別可由以下三個方面能夠印證:(1)「zing po」為拉薩附近澎域地區,將在下條論述,而「sum pa」範圍更大,與西南接「zing po」;(2)從敦煌藏文文獻看,「sum pa」和「zing po」被吐蕃征服的時間也不同,「zing po」是吐蕃第三十二代贊普南日論贊時期被征服,而「sum pa」是第三十三代贊普松贊乾布時期被納入吐蕃版圖;(3)前吐蕃時期十二個小邦名稱中「sum pa」和「zing po」以不同的國名出現。[84]可見,把「sum pa」和「zing po」相混淆是沒能把握材料所致,應予以區別對待。

有關蘇毗的藏文史料較多,其中與其地望直接有關的當為原蘇毗邦國編為「蘇毗茹」的相關記載。吐蕃統一西藏本部時把蘇毗作為單一行政區域設置「蘇毗茹」,開始清查人口,徵發賦稅,編制11個董岱派往邊地作戰。古藏文文獻載蘇毗人因作戰有功,吐蕃王室曾一次性給大部蘇毗人授予告身獎之。[85]《冊府元龜》也載吐蕃從蘇毗獲取大量軍馬及其他軍需品。[86]可見蘇毗人善於作戰,戰績豐碩,具有濃厚的尚武部族精神。

從歷史文獻記載看,在公元前4世紀以前,蘇毗曾長期受象雄統治。[87]蘇毗崛起後,切斷了西藏西部與東部多康藏區的聯繫。

「蘇毗茹」為吐蕃在原蘇毗國基礎上重新划定的行政地理單元。《弟吳宗教源流》曰:「蘇毗之各董岱又名通頰嘉丹(lte khyab rgya ldan)之董岱,松贊乾布時期把其中十一個董岱划過來」[88]編制蘇毗茹,由此可知原蘇毗國比蘇毗茹範圍略大,當時可能把蘇毗西南部十一董岱划作蘇毗茹。蘇毗茹地理範圍在後期藏文史籍有明確記載,《智者喜宴》雲:「冬至聶域苯那,南至米蒂曲那,西至葉夏卜頂布齊,北至那雪斯昌,以加雪達巴園為中心」。[89]此四至,加雪達巴園為昌都地區丁青縣丁青鎮加雪達村⑧,聶域苯那為昌都地區昌都縣西北部昂曲(ngan chu,噶木楚河)中下游,米蒂曲那為那曲地區嘉黎縣境米蒂藏布(smi sti gtsang po,米蒂河)流域,葉夏卜頂布齊為那曲地區班戈縣扎加藏布(rtsa skya gtsang po,扎加河)北側,那雪斯昌為唐古拉山以北沱沱河南雁石坪一帶。如此一來,蘇毗茹範圍是:今西藏昌都地區洛龍縣、丁青縣、類烏齊縣、邊壩縣及那曲地區巴青縣、比如縣、嘉黎縣,還包括青海玉樹西部部分地區。至唐安史之亂後,吐蕃相繼佔領河隴西域等地,蘇毗各董岱也隨吐蕃本土其他部族分別駐遷於河隴西域地區,這從敦煌發現的藏文寫卷及西域出土的藏文簡牘中可以得到充分證實。

《新唐書》記載有關蘇毗的情況如下:
蘇毗,本西羌族,為吐蕃所並,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莽峽,戶三萬。天寶中,王沒陵欲舉國內附,為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闕下,玄宗厚禮之。[90]

此時所指「蘇毗」為吐蕃未統一之前的蘇毗國。據上文,蘇毗在多彌與鶻莽峽中間。此處所載之「鶻莽峽」的地理位置,中外學界有較為一致的看法,認為青海唐古拉地區索曲河北源上流之巴馬拉雪山。[91]由此,按照《新唐書》之記載,蘇毗的地理位置在今金沙江上游通天河以西,跨唐古拉山之地,西至索曲河北源上流一帶,北至吐谷渾。

王忠先生依據苯教文獻對孫波地望做過較為準確的表述,認為孫波「北至於闐,西至麻龐雍錯,與羊同為界。冬至現今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帶。南方以雅魯藏布江和吐蕃接境。現今的拉薩、日喀則等重要地區都包括在它的轄境之內。」[92]他之前還在其所著《新唐書吐蕃傳箋證》中對孫波或蘇毗的疆域做概括稱「蘇毗最強盛時之地域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之南,西接印度,東北伸入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帶。其南界即吐蕃。因根據鉢教所傳說,吐谷渾、黨項、羊同為內四族,孟族、突厥、吐蕃、漢族為外四族。吐蕃在南,而四族中羊同在西部,吐谷渾、黨項在東部,只有蘇毗在吐蕃之北。」[93]王忠先生的這種表述基本準確,所勾划的蘇毗範圍大致與其他文獻所述的蘇毗國疆域基本相同。

敦煌藏文文書P.T.1080、P.T.1083、P.T.1089號等寫卷中,經常提到「蕃孫」(bod sum,蕃之孫波)的名稱,其地位及任職序列均在吐蕃征服的吐谷渾人等其他部族之上,基本與吐蕃本部人平等。這類文書中出現的「蕃孫」軍隊應該是被徵調至河隴地區的蘇毗人,他們長期駐守在吐蕃邊境地帶,並有部分董岱永遠留居在了這些地區,至今在青藏高原東北部還保留有以「蘇毗」命名的部落村寨。

從本教文獻及早期歷史文獻記載看,孫波或蘇毗地區曾經盛行苯教,且認為孫波地區苯教法師法力最大。在吐蕃統一青藏高原之前,蘇毗是除了象雄以外苯教勢力最強的古代邦國之一,因其又與吐蕃雅隆悉補野邦國相鄰,對雅隆地區的苯教文化影響也最為直接和深刻。在公元前4世紀以前,蘇毗曾長期受象雄統治。[94]後來蘇毗逐漸崛起,象雄日益衰敗,切斷了西藏系部與東部多康藏區的聯繫。

西藏本部吐蕃文明的類型與東部多康藏區之氐羌文明非常的一致。[95]公元6世紀末至7世紀初,介於吐蕃與唐朝之間的遼闊地區主要分布著眾多大大小小的古羌人部落,其中大多分布於多康藏區。這些部落是吐谷渾、黨項、白蘭、東女以及眾多的小部落邦國。吐谷渾政權雖為由遼東西遷的慕容鮮卑所建,但在進入西北地區以後,與眾羌混雜達200餘年,實際上早已「羌」⑨化。由於這些氐羌系統部族所分布的多康藏區與吐蕃本土均同屬於青藏高原的地理範圍,因此,不僅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與西藏吐蕃本部相類,他們的經濟類型也與吐蕃本部大體相同。如吐谷渾「氣候多寒,土宜大麥、蔓青,頗有菽粟,出良馬、牛。」黨項「畜*牛、馬、驢、羊,以供其食。」[96]東女「地寒宜麥,畜羊馬」。[97]白蘭也「地宜大麥,而多蕪菁,頗有菽粟,出蜀馬、氂牛。」[98]。可見這些分布於吐蕃東緣多康藏區的氐羌系統部族都兼有農業和畜牧業,與西藏吐蕃本部同屬於帶高原特徵的農牧混合的經濟類型。這種相同的經濟類型導致了他們的文化和生活習俗與吐蕃有許多的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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