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P Simpang Rengam 新邦令金民主行動黨

16/09/2025

恭賀各界馬來西亞日快樂🇲🇾🎉

民主行動黨新邦令金支部
全體執委 仝賀

12/09/2025

节录：在行动党任内有处理或拨款的搬迁华小，就远远超过这6所。

#东方日报 #东方评论 #陈劲晖 #教育 #杨善勇 #马华 #行动党

07/09/2025

06/09/2025

每一步，昌明政府都在改善中六学生的福利与待遇，保障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水平的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中六升学的未来前景。

过去多年，中六、特别是理科生，都面对与大学预科班、大学基础班的竞争，都让许多学生对中六教育裹足不前，这是多年的体制所留下来的问题。

昌明政府了解，确保优秀中六生未来升学前景，是必须要做到的改变。

今年STPM共有69位理科生取得4.0优秀成绩，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已经在较早前把名单交给首相安华、并与高教部长赞比里讨论，让这69位STPM理科4.0学生，获得申请UPU的首3个科系选项录取。

点击链接阅读全文： https://shorturl.at/4z81o

23/08/2025

積極實幹、用心居鑾，不可多得的好議員💪🏻

18/08/2025

告别文化战争，共建马来西亚民族

到堪培拉澳洲国立大学升学第一年的某个傍晚，我出席已故斐济印裔学者拉尔教授（Professor Brij Lal, 1952-2021）的讲课，他的一席话让我深思许久。

英国于1874年起殖民斐济，恰巧与《邦咯条约》同年。英国商人大量引入印裔契约劳工。劳工经历了炼狱般的生活，最终赎身后逐渐建立他们的生活、家庭、桥梁、学校、企业等。斐济演变成由原住斐济人和土生土长的印度裔社区组成的国家。然而，两个族群之间的政治冲突贯穿斐济历史的大部分，有时甚至发生流血冲突。

2001年那个傍晚的课让我意识到，斐济的原住斐济人与印裔之间，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华裔之间的历史，有许多相似之处。

2003年2月，国立大学举办论坛，比较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斐济三个相似的英国前殖民地。阿都拉曼教授（Emeritus Professor Dato’ Dr Abdul Rahman Embong）以论坛内容编辑题为《Rethinking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Malaysia, Sri Lanka and Fiji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2007）一书，是深入理解上述后殖民社会复杂历史和告别殖民遗绪的重要参考。

斯里兰卡和斐济都经历了惨烈的族群冲突，斯里兰卡甚至爆发政府与淡米尔之虎（LTTE）之间的内战，但我国在独立近七十年来大致上维持和平，除了以下三个历史事件：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9月3日英国重返马来亚恢复殖民统治期间的空窗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在半岛追杀他们认为的日军共谋；二、1948年至1960年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军警与马共的战争；以及1969年的513事件。

多元族群的中心力量

政治学者莱帕特（Arend Lijphart）提出的多元社会政治协作理论“协商民主”（consociationalism）多次提及马来西亚，霍罗维茨（Donald Horowitz）的《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1985）亦此。

霍罗维茨认为马来西亚的政治中心力量涵盖各族群的政治参与，是多元社会协作的典例。该书于1980年代出版时，这个“中心力量”指的是国阵。当多元族群中心力量够强大，其他的力量就成为边缘。

我学到两点：第一，要理解马来西亚政治，就必须同时关注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论述、叙事与情绪，并找到共同点、确保多元族群的中心力量不坍塌；第二，不能让边缘势力主导议程，因为马来和非马来的极端分子都可能找得到无数可以挑起争端的议题。

1995年大选是国阵的巅峰，2020宏愿和“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概念赢得各族支持，国阵取得前所未有的65%选票。

然而，1999年大选，过半的马来选民因不满敦马哈迪逮捕、殴打并监禁其前副手安华，而反对国阵。

敦马下台后，新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新气象”让国阵在2004年大选拿下高达64%的支持；也是国阵最后一次赢得跨族群全面的支持。

除了政治协商，旧秩序还依靠《内安法令》等威权手段维持政权。《内安法令》允许未经审讯的拘留，执政党常用来针对在野党领袖和社运分子。

2004年大选以后的20年见证了旧秩序的缓慢崩解，尤其是2018年大选国阵失去政权，马来西亚结束一党制国家。

2005年至2018年间，随着政治中心力量逐渐瓦解，国阵不再以争取全民的支持为目标，只是专注于马来选票。

文化战争

公务员朋友告诉我，2000年代甚至2010年代，旨在促进爱国精神和国家团结的国家干训局（BTN）强制公务员参加课程，课程内容包括为何安华不适合任相，甚至标签行动党和非马来人为国家的叛徒、共产党。课程中常将1511年马六甲沦陷于葡萄牙，归咎于非马来商人的背叛。

过去十余年有好些事件引发族群争执，包括：2015年刘蝶广场的手机盗窃事件、2017年猪鬃刷、2019年爪夷书法、2019年印度穆斯林传教士扎基尔针对非马来人的争议性言论、2024年的清真认证风波及KK便利店袜子事件。

这些争执中总有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两方，而双方最极端的份子往往声量最大。

在马来西亚，很多人习惯以族群视角解读各种问题，这也必然会出现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对立的反应。冲突很多时候源于刻板印象、偏见，甚至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这样的文化战中几乎没有中间立场，任何倡导中庸的人都会被双方的极端分子攻击，甚至被骂出卖族群。

族群身份在文化战中凌驾于个人之上，形成“us versus them”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仿佛必须分出胜负，没有妥协的空间。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就是“他者”，在极端情况下，“他者”甚至被去人性化。在许多国家，文化战争与暴力冲突只是一线之差。

最近的国旗争议中，巫青团长阿克马试图扮演“英雄”，炫耀他对所谓不忠于国旗者的“勇敢”行动。他的行动却在非马来人当中引发愤怒、恐惧和屈辱。

在这种盲目争吵的局面下，各方都必须“捍卫”自己的一方。马来人认为他们是为了捍卫种族尊严，非马来人则认为他们在抵抗霸凌和种族霸权。

马来人一方呼吁巫统不要继续和行动党合作，非马来人一方则呼吁行动党不要和巫统合作，甚至出现一些不理智的声音，呼吁民众不要悬挂国旗。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同志提出在阿克马等人抗议的五金店挂上更大的“辉煌条纹”的做法是恰当的。我们要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让事件发酵成为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零和文化战争。

建立强大且可信的中心力量

这二十年来，马来西亚缺乏一个可信的中间力量。文化战争的火焰蔓延之际，没有人愿意为中庸立场或“马来西亚民族”发声。如果政治中心力量无以维系，中间立场就会被严重挤压。

团结政府有独特的历史机遇，建立强大的中心力量和以马来西亚民族为基础的新政治秩序。我们必须维系并扩展这个中心力量，强化全民立场的核心地位，不能让种族边缘势力操控论述。首相在对公务员演讲时提醒我们必须认真建立公权力的威信，是令人鼓舞的。

强大的中心力量应当具备威信，但不能走向威权。马来西亚民族可以与强大的民主精神和制度并行，民主有公认且被公民接受的规则和规范，从而边缘化文化战争及文化“战士”。

马来西亚的现象并不独特。我们正生活在由特朗普总统担任“首席文化战士”的时代，右翼民粹主义者法拉奇（Nigel Farage）甚至有机会成为英国首相。许多原本同质化的社会如今变得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也都面对政治协商的挑战。

对马来西亚而言，在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之下，我们有机会向世界展示既是民主国家又是多元和谐社会的可能性。维护并拓展中间立场和力量，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8/07/2025

国盟应该把反对党的角色做好

在国会掌握近三分一席次的国盟，原本有条件扮演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的替代势力。然而，国盟无法解决领袖权斗，也没有一套可行的国家发展论述，因此无法构建有为有效的反对党联盟。

7月26日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倒安华集会”剑指首相，意图在国盟领导集体乏力的局面下，激发国盟基层的战斗精神。

尽管这场由土团党主席慕尤丁主导的集会成功动员一些人群，但近乎都是伊斯兰党的核心支持者，未能吸引中间选民或无党派的公众参与。

要了解当前的政治格局，就要先厘清国盟的领导危机。

土团党

国盟在2022年11月的全国大选中表现亮眼，主要得益于国盟、希盟和国阵之间的三角战，及当时的反国阵的浪潮。三角战导致巫统保守派支持者转向国盟，而国阵的中庸选民则支持希盟。

2020年2月23日，慕尤丁与公正党的阿兹敏策动喜来登政变，击垮希盟仅维持22个月的政府。慕尤丁凭借巫统的支持，从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出任首相。任相期间，慕尤丁在部分马来选民当中成功树立好形象，对国盟在第十五届大选起了加分的作用。

大选后，在国家元首的御令下，希盟、国阵及砂沙两州政党共同组成团结政府。2023年8月的六州选举期间，阿兹敏多次宣称若国盟攻下雪兰莪，慕尤丁将再次出任首相，寄望“慕尤丁效应”继续发酵。可惜的是，“慕尤丁效应”早已褪色。

六州选举后，我曾指出国盟已经达到天花板。即使伊党仍在其堡垒区维持势力，但土团党内部将出现分裂，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

过去两年，慕尤丁近乎销声匿迹，并没有任何让选民觉得他可以再次任相改变下一代命运的作为。

如今，在国盟内部，部分伊党领袖希望慕尤丁让位，而土团党内部也有人希望由韩沙再努丁接任领导。

慕尤丁和敦马哈迪于2016年9月成立土团党，挑战纳吉的盗贼统治。2019年，为了加强土团党在国会人数，韩沙再努丁领导的巫统派系跳槽土团党。2020年喜来登政变，马哈迪派系被逐出土团党、阿兹敏则领导其公正党派系入党。

土团的各派迄今没有完全融合，仍各怀鬼胎。如果慕尤丁在下届大选前离开政坛、韩沙再努丁上位，他极有可能把阿兹敏除掉。

土团党如今陷入两难：慕尤丁光芒渐退，而韩沙再努丁又缺乏作为首相人选的人格魅力。作为国盟中拥有更多议员的伊斯兰党，对于土团党内的领导困局暨忧虑也不满。

伊斯兰党

登嘉楼州务大臣阿末三苏里在中间选民当中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之一。然而，正因为中间选民对于赢得并维持联邦政权至关重要，他最大的挑战是伊党是否愿意在政治路线上走向中庸。

原籍巫统的宗教师派系于1951年创立伊党，但该党现有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逻辑始于1982年党大会。当时以保守马来领袖阿斯里（Asri Muda）为首的旧领导层被少壮派驱逐下台。

1951年创党至1982年期间，伊党一直与巫统竞争马来权益斗士的地位。虽名义上以宗教为本质，实则是马来民族主义斗争。伊党常被讽刺为“甘榜党”或“乡村宗教师党”。

1970年代，随着伊斯兰复兴浪潮在年轻人中崛起，伊斯兰国家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倡议伊斯兰认同。在我国，以安华为首的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规模最大。

1977年，伊党因为内部危机，被联邦政府以紧急法令名义夺走吉兰丹政权，次年州选再次失利。

1981年7月，马哈迪出任首相。1982年4月大选前，马哈迪伸出橄榄枝邀请安华加入巫统，成为该党伊斯兰的新代表人物。

随着1982年4月大选伊党惨败，旧有的阿斯里领导层被认为老态龙钟、脱离时代。1982年10月的党大会上，来自ABIM的少壮派，包括已故法兹诺（Fadzil Noor）及哈迪阿旺（Hadi Awang）发动政变，彻底改组领导班子一举拿下伊党领导权。虽新任主席已故尤索夫（Yusof Rawa）属旧班底，但掌握实权的是署理主席法兹诺和副主席哈迪。

1979年伊朗革命后，宗教领袖成为伊朗的伊斯兰治理核心。伊党与巫统竞相“伊斯兰化”，伊党仿效伊朗的形式，把宗教师在伊党的地位定在高于其他领袖的高位。

1998年，马哈迪将安华革职和囚禁后，已接替出任党主席近十年的法兹诺乘势而起，广纳非宗教师背景且具有专业资历的年轻领袖，希望打入马来中间选民群体，甚至拉拢非马来选民。他深知伊党若要执政，必须赢得中间选民的支持。

不幸的是，法兹诺于2002年6月病逝后，哈迪接任党主席。2015年6月，党内开明派全被清党、保守派彻底掌权。

没有了党内开明派，哈迪领导的伊党回归1982年的模式。伊党希望我国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终有一天能“认同”他们的“真理”，并在选举中投票支持他们。

不久前，健康每况愈下的哈迪仍表态将在今年9月党选中竞选党主席，让伊党短期内难以摆脱1982年式的教条主义。

阿末三苏里等中间派领袖，尽管可能可以得到比较广大的群众接受，也明白中间选民的重要性，但也只能等待时机的到来，还要提防党内鹰派随时清除他们。

前路何在

国盟其实可以当建设性的反对党，可以通过国会机制与团结政府合作，共同为人民谋福祉。

但国盟选择单靠制造愤怒情绪、操弄马来人情绪的做法，试图建立民粹支持。

2020年喜来登政变一周后，许多希盟支持者还没从震惊中恢复，当时尚未担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陆兆福同志说服行动党国会议员，在政治困局中寻求可行方案。

他的方向主要是稳定政局，与执政党协商达成信任与供应协议（后来成为与依斯迈沙比里政府签署的备忘录），过后再通过选举一决胜负。

如今，随着土团党分裂日深、伊党困于1982年的教条、国盟整体毫无建设性、没有正面信息，选民自然难以对这个四分五裂的反对党产生认同感。

国盟应该扮演好反对党角色，马来西亚的民主值得拥有更好的反对党。